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此词为春闺独处怀人之作,上片由春闲引发对远人的思念,下片通过抒写春寒之日的凄清,反映作者百无聊赖的心情。这首词叙事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全篇融情入景,浑然天成,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闺怨词。
开头三句写环境气候,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修饰,隐有妒春之意。接着写作诗填词醉酒,但闲愁却无法排解,已有万般怨尤。一句“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道出词人闲愁的原因:自己思念远行的丈夫,“万千心事”却无法捎寄。下阕开头三句,写出词人懒倚栏杆的愁闷情志,又写出她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不许愁人不起”,写出作者已失去支撑生活的乐趣。“清露”两句转写新春的可爱,因之产生游春心思。结尾两句最为佳妙:天已放晴,却担心是否真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凄迷。
“萧条庭院”句写词人所处的环境,给人以寂寞幽深之感。庭院深深,寂寥无人,令人伤感;兼以细雨斜风,则景象之萧条,心境之凄苦,更觉怆然。一句“重门须闭”,写词人要把门儿关上,实际上她是想关闭心灵的窗户。
“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须人天气”,这两句由斜风细雨,而想到宠柳娇花,既倾注了对美好事物的关心,也透露出惆怅自怜的感慨。“萧条庭院”句遣辞造句上,也显示了词人独创的才能。“宠柳娇花”是以和易安名句“绿肥红瘦”相比美,以其字少而意深,事熟而句生,足见锤炼功夫。其中可以引申出这么一些意思:春近寒食时节,垂柳繁花,犹得天宠,人来柳阴花下留连玩赏,花与柳便也如宠儿娇女,成为备受人们爱怜的角色。其中又以人之宠爱为主体奈何临近寒食清明这种多雨季节,游赏不成,只好深闭重门,而花受风雨摧残,也“须人”之列。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由天气、花柳,渐次写到人物。风雨之夕,词人饮酒赋诗,借以排遣愁绪,然而诗成酒醒之后,无端愁绪重又袭上心头,“别是闲滋味”。一“闲”字,将伤春念远情怀,暗暗逗出,耐人寻味。“征鸿过尽”句点上片主旨,是虚写,实际上是用鸿雁传书的典故,暗寓赵明诚走后,词人欲寄相思,而信使难逢。“万千心事”,关它不住,遣它不成,寄也无方,最后还是把它深深地埋藏心底。
“楼上几日春寒”句拓开一层,然仍承“万千心事”意脉。连日阴霾,春寒料峭,词人楼头深坐,帘垂四面。“帘垂四面”,是上阕“重门须闭”的进一步发展,既关上重门,又垂下帘幕,则小楼之幽暗可知;楼中人情怀之索寞,亦不言而喻了。
“玉阑干慵倚”,刻画词人无聊意绪,而隐隐离情亦其中。征鸿过尽,音信无凭,纵使阑干倚遍,亦复何用。阑干慵倚,楼内寒深,枯坐更加愁闷,于是词人唯有恹恹入睡了。可是又感罗衾不耐春寒,渐渐从梦中惊醒。心事无人可告,唯有托诸梦境;而梦乡新到,又被寒冷唤回。其辗转难眠之意,凄然溢于言表。“不许愁人不起”,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都包含这六字之中,词人为离情所折磨而痛苦不堪,又因明诚外出而实有此情,并非虚构。虚虚实实,感人至深。
从“清露晨流”到篇终,词境为之一变。此前,词清调苦,婉曲深挚;此后,清空疏朗,低徊蕴藉。“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写晨起时庭院中景色。从“重门须闭”,“帘垂四面”,至此帘卷门开,顿然令人感到一股盎然生意。日既高,烟既收,本是大好晴天,但词人还要“更看今日晴未”,说明春寒日久,阴晴不定,即便天已放晴,她还放心不下;暗中与前面所写的风雨春寒相呼应,脉络清晰。以问句作结,更有余味不尽的意味。
全词从上片的天阴写到下片的天晴,从前的愁绪萦回到后面的轩朗,条理清晰,层次井然。词中感情的起伏和天气的变化相谐而生,全篇融情入景,浑然天成。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闺怨词。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
杜甫流寓于荒僻的山城,面对霁江壮丽的夜景,听到悲壮的鼓角声,因而感慨万千,由眼前的情景想到国家的战乱,由历史人物想到自己的境遇,并力图在内心超越这些人生的感慨,因作此诗。诗中虽有悲凉哀伤之情,却亦有壮情和超然之意。
开首二句点明时间。岁暮,指冬季;阴阳,指日月;短景,指冬天日短。一“催”字,形象地说明夜长昼短,使人觉得光阴荏苒,岁月逼人。次句天涯,指夔州,又有沦落天涯之意。在霜雪刚停的寒冬夜晚,雪光明朗如昼,诗人对着凄凉寒怆的夜景,不由感慨万千。
“五更”二句,承次句“寒宵”,写出了夜中所闻所见。上句鼓角,指古代军中用以报时和发号施令的鼓声、号角声。晴朗的夜空,鼓角声分外响亮,正是五更天快亮的时候,诗人忧愁难眠,那声音更显得悲壮感人。这就从侧面烘托出夔州一带也不太平,黎明前军队已在加紧活动。诗人用“鼓角”二字点示,再和“五更”、“声悲壮”等词语结合,兵戈未息、战争频仍的气氛就自然地传达出来了。下句说雨后天空无尘,天上银河显得格外澄澈,群星参差,映照霁江,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景色是够美的。前人赞扬此联写得“伟丽”。它的妙处在于:通过对句,诗人把他对时局的深切关怀和三霁夜深美景的欣赏,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诗句气势苍凉恢廓,音调铿锵悦耳,辞采清丽夺目,“伟丽”中深蕴着诗人悲壮深沉的情怀。
“野哭”二句,写拂晓前所闻。一闻战伐之事,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哭声传彻四野,景象凄惨。夷歌,指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夔州是民族杂居之地。杜甫客居此地,渔夫樵子不时在深夜传来“夷歌”之声。“数处”指不只一处。这两句把偏远的夔州的典型环境刻画得很真实:“野哭”、“夷歌”,一个富有时代感,一个具有地方性。对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来说,这两种声音都使他倍感悲伤。
“卧龙”二句,诗人极目远望夔州西郊的武侯庙和东南的白帝庙,而引出无限感慨。卧龙,指诸葛亮。跃马,化用左思《蜀都赋》“公孙跃马而称帝”句,意指公孙述在西汉末乘乱据蜀称帝。杜甫曾屡次咏到他:“公孙初据险,跃马意何长?”(《白帝城》)“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上白帝城二首》)。一世之雄,都成了黄土中的枯骨。末尾一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结尾二句,流露出诗人极为忧愤感伤的情绪。清代沈德潜说:“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唐诗别裁》)像诸葛亮、公孙述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论是贤是愚,都同归于尽了。现实生活中,征戍、诛掠更造成广大人民天天都有死亡,作者眼前这点寂寥孤独,根本算不了什么。这话看似自遣之词,实际上却充分反映出诗人感情上的矛盾与苦恼。“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上白帝城二首》)这些诗句正好传达出诗中某些未尽之意。前人认为此诗“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是颇有见地的。
此诗向来被誉为杜甫律诗中的典范性作品。诗人围绕题目,从几个重要侧面抒写夜宿西阁的所见所闻所感,从寒宵雪霁写到五更鼓角,从天空星河写到江上洪波,从山川形胜写到战乱人事,从当前现实写到千年往迹。气象雄阔,有上天下地、俯仰古今之概。明代胡应麟称赞此诗:“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并说它是七言律诗的“千秋鼻祖”,是很有道理的。
唐代诗歌题材丰富,内容广阔,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却很少得到反映。像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这种描绘壮美的劳动场景的诗作,竟如空谷足音。这是封建文人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所造成的。正因为这样,李群玉的这首《引水行》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诗里描写的是竹筒引水,多见于南方山区。凿通腔内竹节的长竹筒,节节相连,把泉水从高山洞口引到需要灌溉或饮用的地方,甚至直接通到人家的水缸里,丁冬之声不绝,形成南方山区特有的富于诗意的风光。
一、二两句写竹筒引泉出洞。一条寒玉,是对引水竹筒的生动比喻。李贺曾用“削玉”形容新竹的光洁挺拔(见《昌谷北园新笋》),这里用“寒玉”形容竹筒的碧绿光洁,可谓异曲同工。不说“碧玉”而说“寒玉”,是为了与“秋泉”相应,以突出引水的竹筒给人带来的清然泠然的感受。寒玉秋泉,益见水之清洌,也益见竹之光洁。玉是固体,泉却是流动的,“寒玉走秋泉”,仿佛不可能。但正是这样,才促使读者去寻求其中奥秘。原来这条“寒玉”竟是中空贯通的。泉行筒中,是看不见的,只能自听觉得之。所以“寒玉走秋泉”的比喻本身,就蕴含着诗人发现竹筒引水奥秘的欣喜之情。
“引出深萝洞口烟。”这句是说泉水被竹筒从幽深的泉洞中引出。泉洞外面,常有藤萝一类植物缠绕蔓生;洞口附近,常蒙着一层烟雾似的水汽。“深萝洞口烟”描绘的正是这种景色。按通常顺序,应先写深萝泉洞,再写竹筒流泉,这里倒过来写,是由于诗人先发现竹筒流泉,其声淙淙,然后才按迹循踪,发现它来自幽深的岩洞。这样写不但符合观察事物的过程,而且能将最吸引人的新鲜景物先描绘出来,收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竹筒引水,一般都是顺着山势,沿着山路,由高而低,蜿蜒而下。诗人的行程和竹筒的走向一样,都是由山上向山下,所以多数情况下都和连绵不断的竹筒相伴而行,故说“十里暗流声不断”。有时山路折入两山峡谷之间,而渡槽则凌空跨越,这就成了“行人头上过潺湲”。诗不是说明文,花费很大气力去说明某一事物,即使再精确,也不见得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两句诗对竹筒沿山蜿蜒而下的描写是精确的,但它决不单纯是一种客观的不动感情的说明,而是充满诗的情趣的生动描写。关键就在于它写出了山行者和引水竹筒之间亲切的关系。十里山行,竹筒蜿蜒,泉流不断,似是有意与行人相伴。行人在寂寥的深山中赶路,邂逅如此良伴,会平添无限兴味。“十里暗流声不断”,不只是写竹筒流泉,而且写出了诗人在十里山行途中时时侧耳倾听竹筒流泉的琤琤清韵的情景:“行人头上过潺湲”,更生动地抒写了诗人耳闻目接之际那种新奇、喜悦的感受。
竹筒引水,是古代劳动人民巧纱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动事例,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为自然增添了新的景色,新的美。而这种景色本身,又是自然与人工的不露痕迹的和谐结合。它本就富于诗意,富于清新朴素的美感。但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这种美的事物,能为文人所发现、欣赏并加以生动表现的却不多。仅此一端,也足以使后人珍视这首《引水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