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欢·落花如梦凄迷》是一首“闺怨词”，词中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闺阁之中怀春思人的情形。
上阕写春天即将过去，曾经在枝头上绚烂地绽放过的花朵，这时已经凋零，看着枝头残花，花瓣在风中翩翩飞舞，少女觉得自己恍如梦中，但是这场梦带着淡淡的凄清迷惘。纳兰通过写麝香慢慢燃尽，来暗指时间的推移，结合下一句“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可知这位闺中女子看着园内纷飞的落红，一直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加上韶华即逝，本就没有积极向上的气象，加上少女心中思念无限，愁绪更是强烈。从“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的“又”字可知少女已经不止一次在夕阳西下之中凝望落花飘零，也可知她心中愁思点点的情况亦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愁日复一日地在暮春的夕阳中积累着，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长，说不清也道不明。
下阕的第一句，纳兰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用直接抒情的方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了一个愁容满面，倦于打扮，消瘦憔悴的女子的形象。为了来排遣心中无限的忧愁，少女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在闲来无事之时就教自己的鹦鹉来吟诵情郎为自己写下的情诗。虽然此举可以暂时化解女子心中的愁苦，但是在教完鹦鹉念诗之后，留下的则是更多的空虚和无奈。曾经的那些诗是他亲口念给自己听的，而如今，念诗的有情人却变成了一只不解风情的鹦鹉，让人感叹心酸。
这首词写得极为含蓄，甚至纳兰连词中的主人公是谁都没有直接告诉读者。整首词仿佛是许许多多破碎的画面，需要读者在心中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细细品读，还不难发现纳兰在作词时确实颇为用心，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六个字之间，他分别运用了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动作描写，笔笔细腻生动，形象传神。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