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