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和一系列的巧妙比喻，淋漓尽致地嘲讽了世上那些贪婪成性的猥琐人物。
起首三句，在三个分述和一个总括中，无一字言“贪”，而贪者形象自然跃然纸上。“夺泥燕口”：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是靠着小小的嘴一口一口地衔来泥巴、树枝、羽毛等，一点一点地堆垛起来。一口泥，大约只有人的小指头蛋大小。一只巢，也不知道需要燕子风里雨里飞多少个来回才能筑好。可是这个人却丝毫不怜恤这小小生灵生存的艰辛，不嫌弃它们口里那一点点泥的微不足道，硬是从它们口里夺下一口口泥来！“削铁针头”：其实别说针尖，就是一棵针掉在地上，人们也得摸索半天才能找到。可是这个人硬是能从针头上削下一块铁来拿走！“刮金佛面细搜求”：佛教寺庙里的佛像大多是泥塑或铜雕，表面局部或全身镀金。佛既是彻底悟道者，又是能救济诸难普度众生，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然而，在这个人眼里，佛像完全没有了这种神圣的意义，其所有的价值只在于佛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镀金。他可以全然不顾对佛的冒犯与亵渎，只专心于用刀小心地刮下佛面薄薄的金层。
接下来“无中觅有”一句是对前三句的总括：“无”是一般人眼中的无，“有”是这个人寻觅到的有。他总能在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找到“可揩之油”“可拔之毛”，让人无法不佩服其眼光的精到敏锐。
五六七句用三个逐步深入的意象，继续挖掘贪者之心：对一切可以捞一把的事物，从不轻易放过。鹌鹑吞到嗉里的豌豆，他要掏出；鹭鸶细长腿上，他要劈下精肉；蚊子小肚内，他要刮出脂油。这一系列艺术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鲜明地突出了“贪小利者”的本质。
结句精警，抨击有力。所谓“老先生”者，实指元代的各级官吏，本称极尊者。这里却有的尽是讽刺，反话正说，干净利索却又幽默有力，极富戏剧性。让人惊讶到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整首小令，显言直说，明白如话，却又潜藏着精心的艺术加工，巧妙运用了夸张和博喻手法，是一首以俗为雅，俗而有趣的俳谑曲中的上乘之作。作者将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六种事物罗列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妙的讽刺效果。正因作者是板起面孔、正经八百地将这些事物罗列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不攻自破的荒唐特点；但动词“夺”“削”“寻”“劈”“刳”的选择、运用和六种比喻排列的工整，以及口语的通俗得体，又显出作者造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是经过精心挑选、安排的，然而它给人的整体感却是平白浅近的。它更像一首民谣，于嬉笑怒骂间对当时贪婪无度、黩货病民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讽刺效果非常强烈。
这首小词写一夜失眠的感受，较注重构思与技巧。它是《人间词甲稿》里的第一首，当是王国维的早期之作。
古诗写失眠比较直率，像《关睢》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像《古诗十九首》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词人写失眠就不大喜欢直说，如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言失眠而失眠自见。王国维这首词，也采用了温庭筠那种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
“点滴”的“空阶疏雨”和“迢递”的“严城更鼓”都不是足以影响人睡眠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春夜里，这两种若有节奏的声音一近一远互相应和，不免使睡不着的人更加心烦意乱，从而也就更加难以入睡。这两句是写景，但景中已触合有人的感受。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是说，好不容易才朦胧入梦了，可是一下子又从梦里惊醒。作者不直接说自己从梦中惊醒，而说梦被东风吹去。把抽象的、无形的梦说成似乎是有形的、可以被风吹动的东西，这又是一种故作曲折的技巧。“无据”，是“没有凭据”。这里所指的是“被东风吹去”的那个初成之梦，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梦。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梦还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见的是“众中不惜搴帷问”的“天人”还是“摘得星辰顷满袖行”的“萦回岛屿”。诗人没有说，似乎也来不及去想。因为这时候窗外天空银河已经低垂，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用比较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来写出彻夜失眼的感受，可见作者在构思与技巧上下了一番工夫。但若论感情的分量，则显然不如《乙稿》中同样写彻夜失眠的那一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服时际”（《苏幕遮·倦凭栏》）。当然，《苏幕透》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打击之后彻夜悲恸以至恍惚迷离，那种感情并不需要任何巧妙的修辞技巧。
构思安排，只耍直接说出来就足以深深地感动读者了。另外“梦境无凭而梦亦难成”的这种构思其实也不是王国维的创造，它来自宋徽宗（燕山亭）词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正如一些学者曾指出过的，王国维有时喜欢套用或改造前人的句子。对于套用和改造的效果，我们当然要看具体的作品。但就这种做法来说，则显然也是一种对技巧和文采的刻意追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论词虽然尚五代北宋词的“天工”，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并不排斥，有时还在刻意追求“人巧”。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