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
这首诗可分两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事与写景,概括表现了山间的美景,详细描绘了山下的田野风光;最后两句为第二层,议论抒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大自然的无限眷恋之情和独到的审美感。
作者首句即点题,说明自己天一破晓便乘竹轿离开寺庙了。这里没有申说留宿寺庙的原因,宋代和尚多有能诗者,有些使命还很大,作者也许昨夜是与黄山寺一位诗僧切磋诗艺,探讨哲理,大有所得,余兴犹存;出的庙门,又见一路春光扑面,春色宜人,因此格外高兴。“野塘山路尽春色”一句,概括了下山途中的景物。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细细勾勒野塘边、山路旁的景色,是由于天刚破晓,景物尚在朦胧之中,不宜看得真切,加上作者又是乘坐竹轿,不比步行能驻足细赏。但一个“尽”字,见一路映入诗人眼帘的尽是明媚的春光,已足以传达出满心愉悦之情了。
山路曲曲,松林层层。从“穿松影”一语可见下到山脚,登上坦途,太阳已经升起了。黄山寺已被层峦叠翠所遮,只从山颠云际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的钟声。山之高、林之密、路之远,尽在不言之中。
下得山来,“平陆”的春光与“山路”相比,又有动人之处。颈联“草色溪流高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写出了春日田野风光的特征。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碧波荡漾;溪岸两旁,郁郁葱葱,碧草吐芳。草在岩上绿,水在岸下绿,是水绿了草?还是草映绿了水?一片片菜花翻波涌浪,一排排杨柳婀娜多姿,菜花黄得浓,柳丝黄得淡,浓淡相间,深浅相配,协调和谐,宛如画境,真可谓”撩人春色不须多”。置身于这生气盎然的一片大好春光之中,谁人能不动情呢?
“杖藜切莫匆匆去,有伴行春不要忙”。诗人在撩人春色的诱下,终于从竹轿上走下来了。他不满足于“坐轿观花”,而要拄上藜杖,漫步田野,细细地欣赏体味。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匆匆流览,岂能深刻体会到个中三昧?所以诗人劝告同行之人,“有伴行春不要忙”。这里既流露出对美好春光的无限眷恋之意,又谈出了一种生活中审美的经验;在观赏美景时,应该保持一种高度闲适的心境,细细观摩,慢慢体味,才能深入认识美的事物的真谛,而不能走马观花,浅尝即止。作者在《天台曹园》诗中也说:“平生看花法,不学蜜蜂忙”。蜜蜂采花是为着酿造蜂蜜,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功利的表现;诗人赏花是为着审美,而审美在形式上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自由的观照,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欲求,所以审美时应该抛弃功利之心,进入一种专注忘情的境界。也许,诗人昨夜在黄山寺庙同和尚谈论的正是这类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