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前小序,一是概括了柳宗元居愚溪的情况,点出“结第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的特征,与八愚胜景相吻合;二是说明写诗的原因,听说愚溪草堂已不像过去的样子,故“悲不能自胜”,写诗以寄恨。
第一首诗从愚溪、草堂下笔,溪水悠悠,芳草萋萋,春来燕回,主人已去,引起无限伤感。满树鲜艳的山榴花开得正旺,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第二首诗先写柳宗元的遗书、遗物,睹物思人,使人回想柳宗元的生平。接着笔锋一转,由物及人,借孔融表彰郑玄立通德门之事,赞扬柳宗元的学问、德行。结尾以夕阳之下寂寞过往的樵车,来反衬草堂的凄凉,不平之气隐含其中。
第三首写草堂风光,柳树团团,竹林青翠,而草堂的野草青苔因主人离去而日渐增多,显得更为荒凉。后面用典,借西晋正始年间(240~249)向秀与嵇康的交情来抒发心中的怅恨,指出:即使邻人善于吹笛,又有谁能够经过愚溪草堂,像向秀那样感笛声而写出新的《思旧赋》呢?
这三首诗都着眼于一个“伤”字,哀伤住过愚溪的挚友旧侣。诗中所咏景物多是与柳宗元有关的旧物,其最明显的表现手法是借景抒情,情从景出,风格显得极为蕴藉缠绵深厚。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