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在咏物词上有较为独到之感觉。《扫花游·秋声》是从欧阳修《秋声赋》中转换而来。周颐《蕙风词话》中首评论其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 这首词有很新颖之处，无论在咏物赋情，还是在布局构思上。在词中表达了一种倦旅思归、欲归不能、老病缠身的难言之痛、亡国之恨和身世之悲。
欧阳修在《秋声赋》云“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发端三句即由此化来。“商飙乍发，渐淅淅初闻，萧萧还住。”写秋风乍起，秋声随作的声势。古代用五音和方位配春夏秋冬四时，商声主西方属秋，秋风故云商飙。概括了欧阳修洋洋洒洒几十字所作的描写。“乍发、渐、初闻、还住”一系列动作，将秋声散在的听觉形象写得起伏宛然、张弛有致，将秋风秋声写得姿态卓立、声势宛然。“顿惊倦旅”，写词人闻秋声感羁旅之苦，词人的境遇较为凄惨。“顿惊”与“乍发”呼应，将秋声与情怀拍合一处。笔势转折。秋声是人惊起时所闻，倦旅之怀是闻秋声所发。咏秋声意在于其情，故意境顿深。“惊”字承前之秋声，熔铸行旅之梦被打断的缘起与惊醒后的神态；启后之倦旅，它又是对秋声触目惊心的心态。“背青灯吊影”，写词人身受漂泊不定、孤寂不堪的羁旅之苦，和一种凄凉的心境：形单影只，独影孤灯，本已情伤。灯影的幽冷摇曳动荡不定，秋声相和。使人倦旅之心顿生，只好借赋咏，抒发心中愁绪。
下面由心情又转写秋声。“断续无凭”这里则写有意追寻秋声。“试立荒庭听取。”一句以“听取”的方式追寻时断时续终于悄然无息的秋声，通过客舍到荒庭的转换，为从听觉转至视觉作了巧妙而又自然的过渡。以下秋声已住，无处追寻，仿佛秋声留下的足迹。“无凭”是感觉，“但有”是视觉，树叶落后更觉峥嵘。在秋声中徒增冷寂和凋零。此段写法独到，即见无处寻声，却有迹可见的水尽云生，在凝重质实中见出清刚流转。
上片秋声是所闻、所感、所见。“迢递归梦阻”是上片“顿惊倦旅”的进一步铺陈。“归梦”为秋声所断，在“倦旅”中，思乡之情段段。“归梦阻”之“阻”，一表归梦为秋声所断，二表时间渺渺，空间遥遥，梦醒后也有家难归。有家不能归，是为不幸，归梦都难成，又何幸焉。客居的孤寂中闻秋声且见落叶飘零之形色，愈益感发他老病交加的凄楚，比之倦旅之情，悲苦过之矣。“阻”所隐含的秋声惊梦，“老耳难禁”暗示的凄楚秋声，均处处遥遥切合题旨，含蓄而曲折，想象较为丰裕自如。
既然归期遥遥，就只有异乡的秋夜遥想故乡，自我慰藉，词人在秋声中展开对故乡的想象：孤雁唳鸣，寒蛩哀吟，雨打芭蕉，透露出凄惶孤寂的意味。比之异乡所闻秋声，愁苦交织，令人肠断心碎。思乡或归家能解脱愁怀，岂料客居愁，归家更愁。“避无处”，这愁又是与秋声相感发的，秋声无处不在，此愁也无有已时，这是秋声所感发的愁怀的第三层曲折。将秋声与愁怀推至悲苦不堪的极致，笔致极为拙重含蓄。“这闲愁，夜深尤苦”，愁而曰“闲”，是以轻淡之笔写郁结之情。绾合种种愁思一处，在夜深人静、无可诉说的背景之中，显得格外“尤苦”。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宵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于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