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此诗首二句言祭祀之穿戴。穿的是丝衣，戴的是爵弁。丝衣一般称作纯衣，《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郑玄注：“纯衣，丝衣也。”弁即爵弁，“其色赤而微黑”（《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与白色的丝衣配合，成为祭祀的专用服饰。《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缁衣。”《毛诗序》可能就是根据这两句诗而断定此篇与祭祀有关。“俅俅”毛传训为“恭顺貌”，而《说文解字》曰：“俅，冠饰貌。”《尔雅》亦曰：“俅俅，服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上文紑为衣貌，则俅俅宜从《尔雅》、《说文》训为冠服貌矣。”马瑞辰的意思是首句的“紑”既为丝衣的修饰语，则二句的“俅俅”与之相应当为弁的修饰语，故训为冠饰貌，而不训恭顺貌。
三、四句言祭祀之准备。“自堂徂基”点明祭祀场所。“基”通“畿”，指庙门内。这个地方又称作“祊”（崩）。《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禘》：“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于室者，正祭；于祊，绎祭。”这是正祭与绎祭区别之所在。《毛诗序》或许就是据此推断此篇是“绎”。羊、牛是用作祭祀的牺牲。
五、六句言祭祀之器具。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鼐最大，用以盛牛，《说文解字》：“鼐，鼎之绝大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鼎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豕。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上句‘堂’‘基’‘羊’‘牛’以内外小大作俪耦，至本句变文。”也就是说，由上句的从小及大，变为此句的从大及小。“兕觥”又称爵，《诗毛氏传疏》：“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祭礼完毕后众人聚在一起宴饮称为‘旅酬’），故设兕觥焉。”
最后三句言祭后宴饮，也就是“旅酬”。这里突出的是宴饮时的气氛，不吵不闹，合乎礼仪。《小雅·桑扈》最后一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通‘匪’）交（儌）匪敖，万福来求（聚）。”与这三句正可互相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