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联是曲江即景。“苑外江头坐不归”，“坐不归”，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这个“不”字很有讲究，如用“坐未归”，只反映客观现象，没有回去；“坐不归”，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不想回去，可见他心中的情绪。这就为三、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
以下三句，接写坐时所见。“水精宫殿转霏微”，在“宫殿”、“霏微”间，又着一“转”字，突出了景物的变化。这表面上是承“坐不归”而来的：久坐不归，时间已经快到晚上，所以宫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写中，却没有日暮的景象，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浦起龙《读杜心解》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作过比较，指出：“此处曲江诗，所言皆‘花’、‘鸟’、‘蜻’、‘蝶’。一及宫苑，则云‘巢翡翠’，‘转霏微’，‘云覆’，‘晚静’而已。视前此所咏‘云幕’，‘御厨’，觉盛衰在目，彼此一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宫殿转霏微”所显示的，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这个“转”字，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
与此刚好成对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短短一联，形、神、声、色、香俱备。“细逐”、“时兼”四字，极写落花轻盈无声，飞鸟欢跃和鸣，生动而传神。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久坐江头，空闲无聊，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桃花细逐杨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以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桃花欲共杨花语”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这一联用“自对格”，两句不仅上下对仗，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此处“桃”对“杨”，“黄”对“白”。鸟分黄白，这是明点，桃杨之色则是暗点：桃花红而杨花白。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细逐”和鸟的“兼飞”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
风景虽好，却是暮春落花时节。落英缤纷，固然赏心悦目，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于是三、四联对酒述怀，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
先写牢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纵酒，早就甘愿被人嫌弃；我懒于朝参，的确有违世情。”这是诗人的牢骚话，实际是说：“既然人家嫌弃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参？”正话反说，更显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这里所说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诗人素以“忠君”为怀，但失望过多的时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辞。以此二句，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
最后抒发愁绪：“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这一联是说：只因为微官缚身，不能解脱，故而虽老大伤悲，也无可奈何，终未拂衣而去。这里，以“沧洲远”、“未拂衣”，和上联的“纵饮”、“懒朝”形成对照，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杜甫虽然仕途失意，毕生坎坷，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还勉励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希望以国事为己任。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是因为抱负难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
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此词是刘克庄为规劝林姓友人而写的一篇佳作。饮酒狎妓，原是文人津津乐道的快事。但时值国运衰颓，时势艰危，词人早已没有了心思。因此对林姓友人的纵酒狎妓生活深感惋惜和遗憾。因而写词予以规劝，颇具辛派词人特色。
词的上片极力描写林的浪漫和豪迈。“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言其久客轻家。“长安”借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年年驰马于繁华的都市街头，视客舍（借指酒楼妓馆）如家门而家门反像寄居之所，可见其性情之落拓。“青钱换酒日无何，红家呼卢宵不寐”则具言其纵情游乐。二句盖从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及晏几道《浣溪沙》“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家夜呼卢”等语化出。“无何”即无事，“呼卢”指赌博。日夜不休地纵酒浪博，又可见其生活之空虚。
作者在其它词作中也提到过这位林姓朋友的狎妓纵欲生活，可以互参。如此描写，表面上是对林的豪迈性格的赞赏，实际上则是对林的放荡行为的惋惜。
下片就点对林的规箴。“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二句对举成文，含蓄地批评他迷恋青楼、疏远家室的错误。妻子情真意切，忠实可靠，妓女水性杨花，朝秦暮楚，一点也不值得信赖。结末“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二句熔裁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及《水调歌头。送施密圣与帅江西》“同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等句意，热情而严肃地呼唤林某从偎红倚翠中解脱出来，立志为收复中原建立一番功业。“水西桥”是当时妓女聚居的一个地方，“莫滴水西桥畔泪”即不要同那些妓女们混在一起，洒抛那种无聊的伤离恨别之泪。这样的规箴，辞谐而意甚庄，“旨正而语有致”（《艺概》评后村词语）。末二语尤见壮心，“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语）。
总之，这首词的情感格调是非常高的。词中充满着一种高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极其不屑，让人读后击节佩赏。其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气劲辞婉，中刚外柔。作者对他这位朋友的荒于狎妓是非常惋惜的，从篇末二句一扬一抑的情感落差来看，甚至颇有点愠怒。但用来表达此种惋惜和愠怒的言语却十分委婉，心中激昂慷慨，笔下温厚和平，摧刚为柔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此词章法亦甚精巧，上片写人，下片致意，既各有所重，又相得益彰。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