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