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一首边塞诗,写边关将士夜闻笳声而触动思乡之情。万里别家,多年不归,有时不免思乡,无论是见景还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写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笳声的响起更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且悲凉的笳声吹奏的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笳声在夜空回荡,教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浓厚。
这首诗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其严寒春迟及胡笳声声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并不低沉,以侠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
作者一向热爱宋朝,宋亡以后坚隐不仕,因此这首词较一般的送别诗词而言,在感情上自有一番特色。开头三句写陈君衡被召,临行时车马旌旗繁多。“宝带”二句则隐含对陈氏屈仕元朝的不满之辞。“秦关”三句写路途迢迢。“纵英游”三句推想陈氏此去定豪纵携妓。下阕开头三句仍就送别意替对方设想那边景象,表现出关切之情。“投老残年”以下转写自己暮年的寂寞。结尾三句写对君衡的怀念。此词对君衡“被召”的态度肯昧隐晦,既有关切,又有婉讽,表现了前朝文人的复杂心态。语言朴实无华,词意比较苍凉。
上阕以写送别的场景为主,与一般的送别诗词似并无二致。起首三句“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作者用豪放笔法勾画出一幅威武鲜明的郊野送行的场面。只见旌旗飘飘,光照原野,车马辘辘,浩浩荡荡。这样威武雄壮的画面,衬以广阔的原野作背景,活脱脱一幅令人振奋的图画,给人以充分的遐想。
接下去这首词的主角陈君衡,出现在这幅画卷中。作者只用“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欹”两句人物便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宝带金章”,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同时暗示此行的缘由:“尊前”,酒尊之前。唐诗人马戴《赠友人边游回》有“尊前语尽北风起,秋色萧条胡雁来”句。“茸帽风欹”,头上戴的皮帽被郊野的风吹得略略倾斜,一个“欹”字,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人物的神气。欹即侧帽,典出《北史·独孤信传》:“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词用此典,极为贴切,而有微意。君衡之应蒙元之召,与慕信而侧帽的胡风,正相一致。这一用典,实不同于一般泛用。作者由此想到友人北上要经过的路途和友人走后的作为。“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姬。”一路之上,登秦关临汴水,吟诗作赋。秦关,应泛指沿途之山,中国习又称秦。汴水,流经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的一条河鼓声阵阵,胡笳清脆;乘骏马,携名姬,纵情游乐。
上阕对送别场景的铺陈及对别后情景的想象,看似与一般的送别诗词类似,但提及北宋旧地“秦关汴水”作者委婉地透露出对故国的念和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叹,而用笔极为含蓄。
下阕主要抒发了作者对友人远去的伤感和对友人出仕新朝的担心与不满等复杂的心情。头一句“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进一步设想友人远去北国的情景。“酒酣”,指朝廷召宴,作者想象友人彼时彼地应是燕山雪飘的冰天雪地的影象,连月亮都仿佛冻住了似的,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辉。“冰河月冻”,造语甚新,意境颇佳。这阴冷影象与上阕热烈欢快的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下面的感叹铺垫了气氛。接着,作者将笔锋一转:“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意为:我已是风烛残年,不愿为新朝用而隐居江南,又有谁能常常记起我呢?方回,贺铸的字,他的《青玉案》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十分有名。黄庭坚曾说:“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唯有贺方回。”作者身在江南,又有一腔愁怨,故以贺铸自比。这两句词不仅包含年老力衰的伤感,友人离去的伤情,还有国家沦亡的伤痛。“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北方冰雪尚未消融的时候,春风已经吹绿了江南,大雁已经飞回了,可是友人还没有回来。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句,此处周密化用之想到此处,不禁叹息道:“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盛弘之《荆州记》载:陆凯曾从江南将梅花寄到长安送给他的好友范晔,并曾诗说:“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周密这两句亦用此意,意思是说:我的相思之情即使折尽梅花也难以表达。
从字面看来,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极为真挚恳切的怀念之情。但如果深入体味,就不难悟出,这里还有着更深刻的寓意,那就是作者担心友人到了北方,有了高官厚禄,忘怀自己,忘怀故国。这就不仅表达了身为遗民的惨淡心情,而且含蓄地透露出对友人仕元的不满。这首词在送别诗词中是颇具特色的。写送别而通篇贯穿着深切感人的故国之思,作者既写眼前实景,也写想象中的虚景,虚实相合,深沉宛转地表达了作者复杂难言的思想感情。其中既有送别友人的不舍和伤感,又有对其屈身仕元的不满,还有对南宋灭亡的怅恨。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使得这首词没有像一般送别词那样只刻画离愁别绪当然也没有对友人的明显指摘,而只有借描写送别情景、抒写相思离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题画诗。此诗体现了诗人的主体意识对画意的延伸。画家将鹘画成突兀之状,可能有一种寓意,或是能传鹘之神的一种最佳审美态势。可是杜甫却笔笔翻转,从鹘不能飞去生情,生发可能完全与画家无干的想象:它既无“绦旋”束缚,为何不高飞去?原来,它是不肯与凡鸟并飞。自“侧脑”句以下,可说是杜甫在“画鹘”了,他将画家传鹘之神的“侧脑看青霄”句,全凭自己的情思和想象发挥:你“长融如刀剑,人寰可超越”,却傲立如此,不肯高飞远举,任“乾坤空峥嵘”,自甘处身于这箫瑟粉墨之间;可是鹘不飞,众鸟却一样纷飞;“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这些诗句里,杜甫将隐藏在内心的某种矛盾之情赋予了眼中之鹘。“顾步独纡郁”,是诗人自身神态与鹘之神态的映衬。
杜甫当时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鹘之欲飞未飞,正是他矛盾心情的写照。《画鹘行》是杜甫“对此融心神”的典范之作,“初惊”、“缅思”是他主体融入的标志,画家笔下之鹘,完全转化为诗人心中意中之鹘了。诗人主体之神与画鹘客体之神的融通,创造了独立于原画的新境界——较之原画更出人意外的境界,对画作的意境给予了大大的引申。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