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此诗真实生动地叙述了作者过大庾岭的情景,情感凄楚悲凉,真挚感人。
起句“度岭方辞国”,扣题直叙,说明诗人已经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将要走出中原,辞别故国了。大庾岭在古人心目中是腹地和南部边陲的分野,是文明和蛮荒的界限。此去身陷边鄙,祸福难科,家阻万山,赋归无期,忆往思来,百感交集。此句一个“方”字把“度岭”“辞国”联系在一起,顿然使人产生一种摇曳心旌的感觉,使文势陡率而高远。对句“停轺一望家”,诗人停下长途跋涉的驿车,在中原与“夷国”的边界驻足远望家乡的方向。此刻站在高高的山岭上,还能望长安于日下,指故里于云间,而“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题大庾岭北驿》),其它全被山岭遮住了。因此,要抓紧时机,停下车来,滞留山头,深情地向家园方向再望一次。至此,一个失魂落魄的遭贬谪的宦游人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一望”的“一”字,也甚为传神,传达出诗人去国怀乡的深沉感情。
颔联“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紧承首联中的“望”字而来,诗人遥望乡关,只见鸟儿飞翔,花儿开放。据说大庾岭南北气候差异,南枝谢了,北枝才开。人在岭北,犹如花开枝头;一入岭南,就像花残凋落。诗人眼中的鸟儿是“南翥”,花儿是“北枝”,因此触动了北人南迁的情思。心向北,身往南,距离越拉越大,矛盾痛苦越来越深,诗人的魂魄和思绪都随着那向南飞翔的故乡之鸟而去了,那岭北绽放的梅花却多情地向他频送春光。此景此情,使他黯然神伤。这联诗写得情景交融,将诗人魂断庾岭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颈联“山雨随含霁,江云欲变霞”,上句写山雨欲停未停,天空已放出些许晴光。下句是描绘江中云影即将变作彩霞的霎那间。这两句专门写景,避免正面表达感情,迂回取道,曲径通幽,在结构上是转折,在情绪上是顿挫,宕开一笔,别开生面。诗人描写景色的渐变,衬托自己心情的变化。“随含”、“欲变”等字眼,赋予云雨以灵性。写云,不直接表现天空的云,而是描绘江中的倒影。可见山雨是濛濛细雨。这样写可以一箭双雕,将山的空明、水的澄澈同时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在《早发大庾岭》诗里写道:“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踌躇恋北顾,亭午晞霁色。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由此可知《度大庾岭》是《早发大庾岭》的续篇。这首诗中写的“山雨随含霁”,大约是在中午或午后;“江云欲变霞”,可能是在下午或傍晚。
在这样美好的山水景色中,诗人的心潮逐渐趋于平静,开始振作起来面对现实考虑自己的出路。在《早发大庾岭》里有这样的诗句:“适蛮悲疾首,怀恐泪沾臆。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以报恩德。”可见他希望勤奋修职,争取早日赦归。由于天气的好转,诗人心情也逐渐开朗,由天气的变化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希望。于是不禁发出了“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的感慨,表示他只希望有回去的那天,就心满意足了,对自己受贬迁不敢有所怨恨。这是用了西汉贾谊遭权臣们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典故,说自己不敢像贾谊谪居长沙时那样因不适应湿热的气候“自以为寿不得长”而心生“恨”意。这种以退为进的写法,更把那希望生还的拳拳之心衬托了出来。尾联以直抒胸臆而作结,但上句的“归有日”又与首联的“辞国”、“望家”遥相呼应。
此诗起势不凡,有如醍醐灌顶,在读者心上激起冲击浪,浪一重,愁一重,水一曲,肠一曲,几经曲折,最后以绵绵无尽的情意作结,给人以余味无穷之感。
这首诗感情真挚,以景衬情,情景交融,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章法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表现出一种自然而又流动的整齐美,是一首成熟的五言律诗,堪称“示后进以准”的佳作。
此词上阕描写了一个春色满园、生意盎然而又充满着无限幽情的环境。鸂鶒,是如鸳鸯一样成双成对儿的象征爱情的鸟。有说:“此以鸂鶒之成双,喻闺人之独处。”从全词看,并非如此。这两句写景极其鲜艳,而暗含着欢情,是人眼中之所见。景物本身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下两句把满园春色的景物由动物而到植物,由水面而到池上。这两句的关键在“雨晴红满枝”。如丝的春雨飘洒之后,天色初晴,不仅没有落红满地,而是“红满枝”。有“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感觉。如果如苏东坡所说“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钱泳《履园谭诗》),上阕的四句正是这样。它由美丽成双、金缕其身、翠绿其尾的鸂鶒鸟,而到它们在春池中掀起粼粼水纹,两情欢洽;再由池及岸,树上棠梨花开,雨后新晴,红花满枝;景色幽美,气象清新。布局有动(前二句)有静(后二句),设色有浓(一、四句)有淡(二、三句)。陈匪石称温词《菩萨蛮》“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旧时月色斋词谭》)。从这四句看,正是用此明媚春光、佳景良辰,来衬托人情的欢愉。因为“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此处的着力写景为下阕的意味浓醇奠定基础。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至此,才出现了人物。她红润的两腮上,有一对酒窝儿。写一个少女的娇羞,既有形,又有神;既有动作,又有对动作的掩饰;既有乍见时的内心欢悦,又有猛然引起的内心慌乱,这五个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少女那颗欢悦却又不平静的心。沈祥龙《论词随笔》提出:“词有三要,曰情,曰韵,曰气。情欲其缠绵,其失也靡。韵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气欲其动宕,其失也放。”这句表现情,确很“缠绵”,但是不“靡”;表现韵(味),确很飘逸,但是不“轻”(浮);表现气(声气),确很“动宕”,但是不“放”(荡)。从词的结构说,这句是全首的关键。
接下来的一句又很警策:“烟草粘飞蝶。’“烟草”,总起来说是阳春烟景,即上阕那绿波荡漾的春水,那缀满枝头的棠梨。在“烟草”与“飞蝶”之间,用了一个“粘”字,可见“飞蝶”之于“烟草”十分迷恋。五、六句联起来看,上句深情无限,下句景色如画。但下句是比托衬映上句的,这“绣衫遮笑靥”的人的深情远韵,恰如飞蝶恋恋于烟草。正是“情以景幽”,“景以情妍”。
俞平伯释首句为少女的妆饰,因而说“绣衫”句“乃承上‘翠翘’句”(见《读词偶得》)。也有人认为“绣衫”两句不过写女人的衣饰精致华丽而已。而艾治平认为“绣衫”两句仍紧承上阕,继续写人情之欢愉,所不同的是:上阕情隐景中,下阕首二句,人则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来,而以真实的描绘直写她的欢愉之情。上下阕之间,“意脉不断”,六句全是写她昔时两情初遇那令人难忘的良辰美景和自己的情意绵绵。可是此时都如过眼烟云,虽可追怀却不可复得了。
“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这句是说,富贵之家,芳菲时节,景物依旧,可是,“玉关音信稀”,当日春游之人,此时已远戍边塞,而且连个信儿都没有。
这首闺情词,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而且“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针缕细密,间不容发,其“昔欢今悲”之感,如“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司空图《诗品·委曲》)透人心脾。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