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写西湖荷花盛多：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颍州西湖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其十里荷花更是秾丽迷人。人谓“东坡处处有西湖”，如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性本爱丘山”的词人，他吟咏湖山，并热爱湖山。在十里荷香的颍州西湖，必会引发他描摹湖景的无限乐趣，故下文云：“画楼南畔夕阳和”。在四面依依垂杨和十里荷香的幽雅境界里，词人又看到南畔的画楼顶端正挂着一轮温和的夕阳，五彩的晚霞笼罩天空，映照着水波荡漾的湖面，给人以舒展惬意的美感享受。
下片突然转折，从快意煞时转向孤寂哀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天气乍凉引发了词人的寂寞感，真实而自然，但实际上，并非天凉必然引起寂寞，而是由于词人内心早存寂寥空漠的人生感受的缘故，天凉只是气候的诱因而已。此时的词人，可谓壮志难酬而心存忧虑，他在朝中屡遭小人攻讦和当轴者的忌恨，被迫“补外”作地方官。词人此时正是在三次被排挤而“补外”的坎坷境遇中，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使他厌倦仕途、崇尚归田。结语“且来花里听笙歌”，说自己且忧中取乐，躲进荷花丛中来听赏悠扬哀伤的笙歌。
此词作细致描绘了词人面对颍州西湖的盛开荷花所引起的仕宦寂寞感受。全词大起大落，心物交融，强烈反差，寄慨遥深。本欲在淡泊利禄中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然而实际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使自己陷入愈加难以解脱的矛盾苦闷之中。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这首词是流传于北宋年间的一首无名氏作的词，宋徽宗政和七年，流传于邻邦高丽（今朝鲜），后失传，幸而在朝鲜《高丽史·乐志》中保存下来。此词语言俚俗，但表达了市丹青年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艺术表现直率朴实，是一首很有水准的诗词。
这首词以男性、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表现的情感率直，内容也是有关桑间之情濮上之意这类词。上片表现了主人公对意中人的相思之情。“想风流态”二句，表达作者对初次欢会时对她的深刻印象。一个“想”字直抒情怀，表现了对意中人难以泯灭的印象。
作者运笔巧妙，对意中人的描述，没有一句具体的描绘，但句中流露中“她”体态风流，媚力四射，无一处不取悦于人，无一处不具有女性的魅力，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他意中人妖娆的外貌与内心的多情。“恨别离时”三句又用一个“恨”字转入对别后相思的叙述。爱之愈深恨之愈深，而此时的“恨”更是此人感到主人公对意中人的相思之苦。“恨”只为“别离时太言易”，惋惜相聚时的短暂，“恨”只恨“相思泪滴香笺字”，相思之苦，眷恋之深跃然纸上。“画堂深”三句补充说明了相思痛苦的缘由：却只见画虚深远，门户重重，鱼雁难传，相见无时，即使相思句写万言，相思泪湿香笺也无剂无事，一片绝望之情。
下片表现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与美好祝愿。
“似当日”一句承前启后，既说明相见无日之意，相会无期之苦，又满怀对未来的美好遐想。“愿早早”二句以一个“愿”字使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代替愁苦的情调。“美景良辰”三句表现了主人公与其意中人对未来美好爱情生活的憧憬。主人公此时深深感到青春时光的美好决不应虚度，欢娱的相会不能轻易分离。“鸳鸯帐里鸳鸯被，鸳鸯枕上怨鸯睡”，短短两句话却重复四次“鸳鸯”二字，使人印象极为深刻。
“鸳鸯”在民俗中是情侣，夫妇的象征，在民间的男女生活中极其常见。“鸳鸯”的帐、被，枕都表达他们对甜蜜幸福的期望和享受。重叠连锁的句式也极富有浓厚民间文艺的气息，充满美好爱情天长地久的向往。最后“似恁地”三句，更是如情侣间的誓词般表现出双方对幸福生活长久永远、绵绵无尽，“千秋万岁”的追求。
这首词词句不多，但短短的小词表现当时市井青年男女蔑视礼法，为爱情婚姻的自由不顾千难万险的新的爱情观念，表现当时社会的进步，对现在的人们也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