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七言律诗,首联“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愁”,诗人选取最能表现春天时令的“翩翩黄鸟”、低垂的杨柳、和煦的春风,勾勒一幅明丽的春景图。友人离别,凄楚可知,与知交分离在即,不能共同来享受这良辰美景,内心不能不倍感“悲”愁。而诗人却以明媚的春景来衬托这种内心的“悲愁”,更反衬出内心“愁”怨之深。情寓景,景异情,情景相对,富有艺术魅力。
三四句“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写友人此别离,将远去“千里”,日后难得相见,由“惊”而“怨”。这是“愁”的原因之一;以友情来说,与李寀并非一年半载短暂之谊,而是有“十年”交往的深厚感情。此次分手,各奔东西,相距千里,不可能不“悲”伤。这是原因之二。高适在《邯郸少年行》里有:“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的;而他和李寀的交情,经过“十年”的考验,更显得纯洁无瑕,肝胆相照。在此临别之际,更觉珍贵,更值得回“忆”,同时也愈增添了离别的“悲”伤,将过去现在融于一联,突显出深厚交情和怨别愁怀。前四句中诗人运用反衬,以回顾曲折之妙笔,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深婉动人。
前四句侧重于临别前的复杂心理描写,三联则转入分别后的形象刻画:“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云开日出,春光格外艳丽,但友人“远”去的一叶“孤帆”却飘然而逝,只剩下诗人匹马单骑,“绕梁山”而回返。一个“远”字,一个“迟”字,这两个字表象述意,十分精妙。所谓远者:表现了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也曲折传达出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因为山长水远,见面无由而产生的巨大怅惘和迷茫,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一种遥远之感。而一个“迟”字,正是这种主观感受的形象写照。
尾联“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再回应前文,直抒内心的凄然之情。第一句,先宕开一笔,春光明媚,正可乘其兴致,畅叙情谊。而友人去意已定,“留君不住”,自是倍感“凄其”。用典而不着痕迹,借其一端发挥出深长的诗意,正是高诗“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三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本色。
此诗起句以景衬情,然后以“千里”、“十年”补足“悲”伤之由。继而写分别后的极度惆怅,最后再正面点出“凄其”之情。格调舒缓,语言流畅自然,使一腔“悲”“怨”之情如潺潺细流,曲折蜿蜒而出,凄楚缠绵,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确为别具一格之作。
这首民谣收录于《乐府诗集》,属“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乐府民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首民谣通过描述桓帝时农作物由妇女收割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歌谣语句朴素,通俗明白。
起句“小麦青青大麦枯”,“青”与“枯”点出了时间,即农作物生长和收货的季节,也就是农忙时节。绿油油的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却已经成熟了。可是谁来收割成熟的庄稼呢?是老妇和村姑。收割本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由青壮男丁来承担。所以,开头两句,尽管没有用一个字去描写连绵战争的惨烈和破坏,但是从作者巧妙地选用田间劳动这一典型的场景,感受出战争的破坏程度,人民的生活有痛苦不堪。
第三句“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主旨。青壮男丁干什么去了,被驱遣西征同羌人作战去了。这里的“西击胡”是指东汉王朝对羌族进行的三次武装镇压。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羌人起兵反抗东汉,这场斗争坚持了十二年之久,东汉王朝因平息反抗,耗资二百四十多亿钱。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发动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所耗军费八十余亿钱。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发动反抗斗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羌人多次反抗斗争,这样就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同时也由于徭役的繁重,广大农村青壮男丁征发已尽,出现民谣中所描写的“谁当获者妇与姑"的悲惨景象。
民谣的前三句,以典型的场面,通俗明白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战争中人民群众和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吏买马,君具车”。“吏’’春秋以前,大小官都可以称吏。战国以后一般指低级的官。《古诗笺》中解释:“‘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这一句,不仅反映了因战争耗费巨大,连官僚贵族都不能幸免,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官僚贵族只要出点钱,就可以不必去打仗,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要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请为诸君鼓咙胡”。“鼓咙胡”,百姓感到不公平,却不敢把话说出来。但人民群众的不满之情却跃然纸上。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