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这是一首因路遇侠者而写的赠别诗。此诗造句别致，寓意隐蔽。诗里用到了典故。“燕赵悲歌士”里用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名称“燕，赵”，古时这两个战国七雄中的诸侯国出了许多勇士，因此后人就用燕赵人士指代侠士。高适有这样的诗句：“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就是对燕赵刺客的悲壮大义表示同情与敬佩。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而荆轲就是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的刺客。
“剧孟”本人是雒阳（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部）人，素有豪侠的名声。这里“剧孟”是用来指代洛阳的。
侠者，一般指剑客。钱起本人不是武士，因此对朋友豪侠的气概是佩服加崇敬的。诗的开头两句，用“燕赵悲歌士”，借以比拟所遇见的侠者；而“相逢剧孟家”，则是说他们两人相逢于洛阳道中。如此写来，极为切合侠者身份。后面两句，是说相逢时彼此倾心交谈，可是太阳又快要落山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而别了。这既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也表露了对侠士的倾慕之情。
此诗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赞美写了出来，朋友被他称赞为燕赵豪侠，可见钱起的坦率。对“寸心言不尽”，可以理解为这是文人与武士间的区别造成得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最后写到落日，其实有诗人对朋友的一丝担忧（因为夕阳这个素材在文学作品里一般来说终归没有朝阳那么热烈积极），剑客的前路定是有坎坷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分别而相聚的诗人与侠者，终究要分道扬镳了，太阳都落山了，像在催促他们，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份感情被描述得真是格外珍贵。
钱起的朋友中有名诗人王维、裴迪等，本人是大历才子，认识的人一定很多。这里的侠者，在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尤为记忆深刻的一位朋友。钱起自己如果“言不尽”了，那么这离别的感伤是非常浓烈的。这是赠别的作品，不过诗里字字句句都是浓情，这样的编辑确实算得上体格新奇，这和一般人比较起来率意得多。高仲武说钱起诗风“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理致清赡”这个特点其实表现在“前路日将斜”里，将诗意很好得放开，使读者有思索的余地。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