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又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表现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 的环境背景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留”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就提到了行人临别时折柳。这种折柳送别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曲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啊。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韵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笔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豁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 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恰到好处。
其二
这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突厥首领小杀曾乞与玄宗为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小杀问唐使袁振,袁振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后小杀遣其大臣颉利发入朝贡献,颉利发与玄宗射猎,时有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诗中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决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
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
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
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
“雪”字笼罩全诗。“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
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