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这是一首记梦词，形象奇幻，意境缥缈，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词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极壮丽，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垂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浑茫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 ”，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采奠定了基调。
“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切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词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国，见到慈祥的天帝。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飘泊天涯，备受排挤与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帝，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
在一般双叠词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自成起结。过片处，或宕开一笔，或径承上片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此词则上下两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末二句是写天帝的问话，过片二句是写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嗟日暮”句中的“ 报”字与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然亦有所本。词人结合自己身世，把屈原在《 离骚》中所表达的不惮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帝，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隐括入律，只用“ 路长 ”、“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与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迹。其意与“学诗谩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帝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著一“谩”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这里，词人给予了回答，她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鹏正举”，要像大鹏那样乘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到“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风，你不要停止，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帝”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