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惯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惯”。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惯。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惯,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惯”、“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惯、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惯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惯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
这首词写思妇幽怨。上片首先泛写晚春景色,细雨如丝,濛濛洒洒,晓莺啼鸣,倍添幽寂清冷之感。在此暮春环境中,接下来三句写人物形象,“人似玉”写美人如玉,温润秀洁;“柳如眉”写女子柳眉弯弯,娇柔婉媚,这句既写了春柳,又写了人面,把春景与人面自然地结合起来;“正相思”,表现了在暮春环境中人物的活动,由对女子外貌的描写深入到内心世界。
下片转入具体刻画,都与上片相应。帘幕初卷,美人初起,与“晓莺”相应;晓妆对镜,如花一枝,与“人似玉”相应,揭示女子自怜自伤的复杂感受;“肠断”二句,明显女子所思的塞外征人,实写女子由相思而失望,乃至悲怆的心境,思念之情,使人肠断,与上片结拍的“相思”二字对应。
整首词的上下片,都用了比喻来描写人物形象,只不过上片写得细,下片写得概括。这不仅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且她的相思情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上下片都前后照应,构思精妙,结构紧凑,浑然一体。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
侧重写任运自然的洒脱心情。诗人的踪迹遍布南北,宦游四方,而今已近老境,鬓发斑白,“鬓将华”是说两鬓将花白了。“数亩荒池”就是前一首诗所说的 “小池塘”,因为人迹罕至,任其自然,所以称为“荒池”。秋天的塘水格外澄净,更加烘衬了宁静的氛围。
“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诗人在驿舍闲住,忘却世事忧烦,以此为家。这里表现出禅的思想方法对诗人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禅宗破除拘执束缚,随遇而安,心中不耿耿于忧患得失。其思想基础,在于 “佛性遍于一切有情”甚至 “遍于一切无情”。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只要自身佛性开解,那便无往而非佛了。因此,禅给人的影响是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放达自适,随遇而安,是悟禅之人的生活样态。唐代大诗人王维深契禅之 “三昧”,他的两句名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这种态度的诗意表现。苏轼的 《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未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精神内涵上与这首诗一致。“此生随处便为家”,是映现着禅的印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