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三句，直道思归之愿，文义十分明显。“小窗”二句，叙写听雨情状，为下文借自然物象抒情作一引导。上片第三个层次以一个感情色彩极浓的“恨”字贯串“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三句，以春夜阴晴无定、变幻莫测的天象，喻示自己受尽了朝中及地方官场小人的谗谤迫扰，已不堪忍受。
下片头三句先以清明后春事阑珊、花柳飘零比喻政治上的好时光已白白过去，次以莺燕叮咛之语暗示自己尚受到种种牵制，未必能自由归去。“天心”句至末尾是最后一个抒情层次，说是只要皇帝批准了，事情就好办；然而君心难测，就如自然界忽风忽雨，忽阴忽晴，令人捉摸不透，真叫人闷杀。
全篇以比兴为主，抒情婉转曲折。意在言外，代表了稼轩词的另一种风格。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