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一向被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便是从赋后始。其实此赋中登徒子，说他是一个谗巧小人还可，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赋中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他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好色。作者描写的登徒子妻岂止是丑，简直令人恶心，而登徒子“悦之”，若好色如登徒子，可称为“色盲”。其实，作者是根据《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推而广之，目的是指斥嫉贤妒能的谗巧小人而已。同时，更是借章华大夫的“‘发乎情，止乎礼’来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李善《文选》本赋注），曲折地表达讽谏楚王之意。
此赋写了三种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登徒子是女人即爱；宋玉本人是矫情自高；秦章华大夫则好色而守德。作者以第二种自居，是为了反击登徒子之流，实则作者赞同的是第三种，即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态度近于人性而又合乎礼制是我国古代文人大夫对待两性关系代表性的态度。和道学家或滥淫者比较，这确也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反映。
此赋极尽刻画之形容，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这种方法，继承了前人，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此赋的描写更细腻更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这篇《登徒子好色赋》问世以后，登徒子便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然而只要细读此文，就不难发现，登徒子既不追逐美女，又从不见异思迁，始终不嫌弃他那位容貌丑陋的妻子，这实在非常难得。登徒子在夫妻生活方面感情如此专一，绝非好色之徒所能办得到的，因而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的必要。
宋玉此赋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烘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美女的肖像。文中有这么几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段话不但一直被后世引用，而且还有人仿效其方法写作。如乐府民歌《陌上桑》在描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究竟有多么美丽，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只写出挑担子的人撂下担子，青年人脱下帽子，农夫忘记了犁地和锄草，甚至招来家人的怨怒，就因为观赏罗敷去了。这种描写美女的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滨，在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歌时，也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歌词中是这样描写那位美貌牧羊姑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人们为什么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呢？就因为那位牧羊姑娘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乃至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愿变一只小羊，躺在她的身旁，每天让她用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黄梅戏的《夫妻观灯》，也是同样。正月十五元宵夜，一对年轻夫妻去观花灯，看着看着，小伙子对周围观众不去看灯，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漂亮的妻子看很是不满。用此种烘托的手法去描写美女，可说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追本溯源，盖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武皇”即指曹操。“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赵岐注：“垤，蚁封也。”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