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蚕事已毕,思妇犹苦身。”这位农家妇女辛辛苦苦地下田耕地、养蚕缫丝,结果“田蚕事已毕”,收获多少姑且不说,单是丈夫在外,她一个人在家里支撑门户,原本就很辛苦,可是“田蚕”忙过之后,依然不能像别的妇女那样得以短暂的修整和喘息。“犹苦身”,即仍然要继续劳作,也就是说她没有时间和条件休息。她的丈夫为什么外出?出门干什么去了?是出征疆场了,还是不得已出去谋生了呢?诗中虽未点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不能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从“思妇” 归拢整理的家织粗布衣服我们不难想象,她虽然种地养蚕,但是她仍然穿不起绫罗绸缎之类的好衣服,最多也只能穿那些“絺服”——细密一点的葛布衣服,这说明她的收获除了苛捐杂税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她只能自己穿那些粗疏的葛布,而将稍为细密的葛布寄给出门在外的丈夫。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哪!
这首民歌语言凝练优美,生动流畅,自然率真,委婉含蓄,恰切地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暑理絺服”是一个情景场面描写,也是一个极具色彩的细节描写,你看:骄阳当头,酷暑难耐,一位农家妇女,在院子里,细心地拍打晾晒着一件件准备给丈夫寄去的细密的家织葛布缝制的衣服,浸着汗津俊俏的脸庞,有欣慰,有期待,也有幽怨。此时,虽然没有像别的妇女那样躲在凉爽的屋檐下乘凉,但是她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她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中妇女的伟大之所在。
此词以写景为主,上片点明“天气欲重阳”,下片以“凭高目断”相照应,可知此词为重九登高所作。词中通过对节令、景物、环境的描写,烘托出重阳佳节倍思亲的气氛,最后以“无限思量”点出主题。
词起两句:“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近重阳。” 选出木芙蓉、黄菊两种花依然盛开、能够在秋风中争香斗艳来表现“重阳”到临前的季节特征。接着“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两句,从近景写到远景,从周围写到望中的乡村,从花写到树。秋景最美的,本来就是秋叶,这里拈出树上红叶来写,充分显出时令特征。红树中间还带着一些“疏黄”之色,树叶之红是浓密的,而黄则是稀疏的,浓淡相间,色调更丰,画境更美。
下片“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三句从陆上写到水上,从地面写到天上。着一“淡”字,写出中原地区秋雨少,秋水无波,清光澄净之景致;而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平原仰视,上天宽阔无际,于是,又用一“长”字状天。这两字看似平常,却很贴切。上面景语,用笔疏淡,表现作者的心境是闲适的。至“路茫茫”三字,则带感慨情绪:前路茫茫,把握不住。接下去:“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写久久地登高遥望,看到鸿雁飞来,引起头脑中的无限思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此词之写景正与此境相合。正因为前面所写之景蕴含着作者的感情,因此最后点题水到渠成,收到情景相生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是对张籍创作经验,也是诗人自己经验的总结。就诗歌创作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无华丽辞藻,无艰字僻典,无斧凿痕。但这是平淡,而不是平庸。这是淡而有味,是诗人着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绮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宋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庭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至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无奇的诗,可细味之下便觉奇崛无比。这种诗看似很容易,而写的过程却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从“豪华”到“真淳”,从“绮丽”到“平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走完这条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
其实,“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合于其它事物。对于看似“寻常”的东西,不要轻视,不可忽视,有的“奇崛”就隐藏在看似平常的外表中。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做出貌似寻常而实为奇崛的事来。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是一首从受诗者所见所闻而写的诗,全诗意在嘲讽国民政府统治者的怪相,采用了写实手法,摒弃了比喻修辞,直斥国民政府,笔锋犀利泼辣,痛快淋漓。
诗的首句平铺直叙,直言总括,要写这二十年来的中华的状况。后三句又用口语化的语言,概括写了国民政府军阀政客们的种种伎俩。其中“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句,写出了军阀政客们手段的凶钱,指出了他们毫不以生命为意、视生命如草芥的模样。尾句用“南无阿弥陀”的敬佛念佛声作结,既写了军阀政客下台失势后,以皈依佛门的形式避仇和等待东山再起的伎俩,又写了民众对他们下台的态度:谢天谢地,他们终于下台了。结句语含双关,幽默风趣,耐人寻味。
全诗明白如话,每一句抓住一个典型现象,高度概括了军阀、政客们的形象和手段,末句于幽默诙谐中,寄寓了作者对军阀政客们的愤恨。
这首诗凭写实手法,行嘲讽之旨,且不求渲染,运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节奏明快,有民歌风味,语言通俗易懂,爱憎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