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首诗以月亮为意象，以“对月”为题，自己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是不懈的伴侣，表明了诗人孤独的处境和凄凉的心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作者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还一直陪伴在身边。起言“百壶”载酒，以示在凌云山设酒送行的人很多，但“谁似”二字轻轻一拨，就在故人的陪衬下突出了峨媚山月同作者的联系。这是《舟中对月》一诗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从此“月”便成了故人，下边的抒写全在“月”、“我”之间进行。
中间四句主要写月。峨媚的月亮到了渝州，尚且频频“窥船”，可见月有情；即将到达渝州，凌云之酒方才“初醒”，在浓醉的背后读者也许看得出“不忍别”时作者借酒浇愁的初衷，是人有意。更妙的是人初醒时看见的只有月光的“凄冷”，这里“月色恼人眠不得”竞成了“月挂凄冷眠不成”了。诗中说“江空”、“人静”，因此“钓丝”当指竹，“葛巾影”当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江空”两句不用“月”字，但竹形袅袅，人影翩翩，分明是一片空明的月光，状物至此，可谓神笔。对月只见“葛巾影”，不但再写孤独，而且以“起舞弄清影”启下句中的“哦诗”。
最后四句诗终于由孤寂进入飘逸，在清寒中寄寓作者对自我解脱的追求。诗至此，人由醉中别友到江船初醒，再到哦诗不睡；月则由峨媚山巅到时窥船窗，再到清光满船，最后月光入骨、月人一体，把“舟中对月”这一题目发挥到淋漓痛快的地步。
结尾两句，“更漏不到”直承“我欲仙”，同时又用无更漏暗台唯有月满船的意思——这里明写更漏，暗写月光，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虚无的是更漏，实际存在的倒是月光。“沙禽背船”继续写“月满船”，因为只有月光明亮，离去的沙禽才清晰可见；不过，诗句又以沙禽背船而去照应诗人遗世欲仙：这两句字字不离“月”和“我”，却又能字字不涉“月”和“我”，象这样的诗句，其可谓炉火纯青，余音满万壑。本篇截中有纵，是善于收束的神品。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说它是李白、苏轼合作，大约首先是因为起句用东坡《送张嘉州》诗中“颇愿身为汉嘉守，裁酒时作凌云游”，第四句、第六句用太白《峨媚山月歌》：“峨媚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第八句又用太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此诗清隽奔放，飘逸欲仙，酷似太白；轻灵流丽，如行云流水，又颇类东坡。然而也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向一切入学习长处，同时又主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蹦敷、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你。”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超迈的笔力熔太白、坡公于一炉，自铸雄浑奔放、明朗流畅的风格，因而使这首诗既如李白、苏轼合作，又为陆游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