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简炼概括的语言，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思妇形象，抒写了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思。词的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该词既有民歌情味，又以清婉见长，给人印象颇深。
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锦字”用典。《晋书·列女传》载前秦时，窦滔被流放到边疆地区，其妻苏蕙思念不已，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相寄赠。诗图共八百四十字，文辞凄惋，宛转循环皆可以读。“鸳机”是织机的美称。李商隐《即日》诗云：“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白天光线充足，故思妇忙着织锦，及至黄昏，不能作此细活了，乃收拾下机。然而夜晚自有月光可以利用，思妇还舍不得休息，于是又将大石板擦拭干净，连夜捣衣，准备捎给戍边的良人。只此“收锦”、“下机”、“拂砧”、“捣衣”一连串动作，便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而这辛勤劳作，又无不是为了征夫，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
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马士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七字，是点睛之笔。此句中用了《左传·庄公八年》里的一个典故：是年齐襄公派将军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当时正值瓜熟，襄公便许诺明年瓜熟之时派人去替换他们。谁知一年期满，襄公却自食其言，不准他们回来。用此典说明这一类言而无信、随意延长戍卒役期的行径尚继续，故尔思妇还得日织锦字，夜捣寒衣，征夫仍须防秋于塞上，捱冬于边头。论其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则前四句皆是直笔，至此收尾处使一折笔，便有含毫不尽之妙。
春色触发人们的怀远之情，这在闺情诗中有无数的表现，例如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其情绪的发动与此相似，虽然后两句出以怨责口吻，实在还是表示她的春心是由春风撩拨的。所以把女子的怀人之情称为“春思”、“春心”，真是合适不过了。这首古诗一开始就写出了人们的共感，叫人觉着清新可喜。如果将它放在闺情诗的序列里，它又是较早这样表现的，读者读着李白等人的作品，自然就想起了它。这里写这个女子的联想又是十分具体、细腻。春风吹动了她的罗衣裾，使她想起了对方的青袍，这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青袍的颜色是青的，眼前的春草也是青的，眼前的春草在春风中舒展着，心上人的青袍也一定是在春风中飘拂着，这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联想。通过这些联想，对方的形貌就宛然在目，她得到了一种幻想的满足了。当然，这些联想的逻辑顺序在诗句间并未清楚展示，由“罗衣裾”到“青袍”、由“长条”再到“青袍”，其间的联结，是由读者补缀起来的。这就是诗的可味之处。这里以“春草”象喻“青袍”，也是很新鲜的，五代牛希济有一首小词《生查子》，其结尾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大概是由此脱化而来的。
上面四句都是写这个女子的感情活动，可以叫“想”，下面四句写她的行动，也就是“望”。“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津梁，就是桥梁，也许当初她所怀念的人就是由此出发的。这两句说：今日一早她就登上此地，提起衣裳久久瞩望，对远人她是多么思念啊，其心情又是多么焦灼啊。自然，她是望不到“所思”的。《诗经·卫风·氓》写女主人公望“所思”方位：“乘彼诡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这里没有写她的“泣涕涟涟”，而是写她的继续期待和追求，显得含蓄而温厚。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男子叫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到时女子未来，河水暴涨，尾生不肯离开，抱着桥柱淹死了。这是宁死不负信约的典型。“皎日以为期”是句成语，古人往往指日为誓，以示信守。这两句是说：“怎能像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如期而归呢！”这两句有的解释为：“这是深怨‘所思’不可靠的意思。”恐怕未必。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热烈的期待，她是以尾生这样的钟情来期待她的爱人的。另外，“抱柱信”故事的引入也很自然，此地即为津梁，与故事的情境是一致的。
此诗可能为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它即景起兴，即事发想，自然浅切，情态宛然，大概原本是“男女相从而歌”那种环境中的产物。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