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
该诗写思妇怀念丈夫的怨情，虽然寄寓了作者对唐中宗的思念，但不是实写自己，而是摹想之作。思妇住在江南洞庭湖边，丈夫远在蓟北。这样安排构思巧妙。首句既点明时令和地点，又化用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中间两联对仗极工，末联点题。钟惺评此诗曰“高浑”，实为唐诗佳作。
首联点明了地点、时间和主题，即深秋时节对夫君的怀念。头一句“叶下洞庭初”化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炳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句意，点明时节，又借屈原诗中盼湘女水神来的吉日之意，暗含盼夫早归的宿愿。第二句“万里余”，言丈夫离去之远，愈远则念愈深，一个“思”字统领全篇。
颔联实写思妇之怨，以“被冷”、 “屏虚”写出“怨”的高潮。用“香被冷”和“锦屏虚”来反映生活的富丽和心情的空虚与苦闷，“露浓”天寒又无人共衾则“香被冷”； “月落”夜深，锦屏中仍空虚无人，闺房孤寂，自然由“思”而生怨。
颈联则进一步虚写所“思”，加深了那个“怨”字。《江南曲》本不是此诗必不可少之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由此足见她对法之灵妙。其思情之深、其怨绪之烈，力透纸背。
尾联束收全篇。“无别意”表达除了相思以外，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久离居”表达了作者的惆怅心情。其“怨”其“思”，昭然若揭。
该诗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场景，将“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色彩。全诗深沉开阔，自然真挚，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
这首诗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