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七七。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关于这首诗,《唐诗纪事》上有一则饶有趣味的记载:“涉尝过九江,至皖口(在今安庆市,皖水入长江的渡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涉曾任太学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这件趣闻不但生动地反映出唐代诗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所受到的普遍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广泛──甚至可以用来酬应“绿林豪客”。不过,这首诗的流传,倒不单纯由于“本事”之奇,而是由于它在即兴式的诙谐幽默中寓有颇为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感慨。
前两句用轻松抒情的笔调叙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此处却不经意地点染出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环境气氛既富诗意,人物面貌也不狰狞可怖,这从称对方为“绿林豪客”自可看出。看来诗人是带着安然的诗意感受来吟咏这场饶有兴味的奇遇的。“夜知闻”,既流露出对自己诗名闻于绿林的自喜,也蕴含着对爱好风雅、尊重诗人的“绿林豪客”的欣赏。环境气氛与“绿林豪客”的不协调,他们的“职业”与“爱好”的不统一,本身就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它直接来自眼前的生活,所以信口道出,自含清新的诗味。
三、四两句即事抒感。诗人早年与弟李渤隐居庐山,后来又曾失意归隐,诗中颇多“转知名宦是悠悠”、“一自无名身事闲”、“一从身世两相遗,往往关门到午时”一类句子,其中不免寓有与世相违的牢骚。但这里所谓“不用逃名姓”云云,则是对上文“夜知闻”的一种反拨,是诙谐幽默之词,意思是说,我本打算将来隐居避世,逃名于天地间,看来也不必了,因为连你们这些绿林豪客都知道我的姓名,更何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表面上看,这里不过用诙谐的口吻对绿林豪客的久闻其诗名这件事表露了由衷的欣喜与赞赏(你们弄得我连逃名姓也逃不成了),但脱口而出的“世上如今半是君”这句诗,却无意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诗人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尚在酝酿之中,乱象并不显著,所谓“世上如今半是君”,显然别有所指。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们。
这首诗的写作,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味道。诗人未必有意讽刺现实、表达严肃的主题,只是在特定情景的触发下,向读者开放了思想感情库藏中珍贵的一角。因此它寓庄于谐,别具一种天然的风趣和耐人寻味的幽默。据说豪客们听了他的即兴吟成之作,饷以牛酒,看来其中是有知音者在的。
全诗紧紧围绕梅花的美去写,使梅花的形象得到了完美的塑造。
“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这两句主要描写梅花的姿态优美。轻盈的梅花,映照着如碧的溪水,实景与倒影浑然一体,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为了进一步突出梅花的轻盈之美,作者又采用拟人的手法,把梅花比成一群从瑶台翩然而降的仙女,舞姿曼妙,如惊鸿游龙,令人魄荡魂驰。“始雪聊相比,欺春不逐来。”由于梅花太美了,所以雪花嫉妒,但却又不能同它相比;春天被欺,也不敢再迈动轻快的脚步。这两句从侧面烘托了梅花的美丽动人。“偶同佳客见,似为冻醪开”。当作者偶然同客人一起去观赏梅花时,他发现如斯艳丽的梅花仿佛是为了冬酿的酒而开,因为赏梅花,饮美酒乃人生之一大快事,故有“似为冻醪开”的遐想。
最后两句“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假设梅花长在秦楼的旁边,它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美做弄玉的大媒人,而不会为他人所见笑的。这两句进一步突出梅花的美。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