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这是一篇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信，最早见于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四卷，赵彦卫给其取名《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今人常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来称之。
在这封信中，李清照除了略对搭救她的綦崇礼表示感谢，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阐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对那个以骗财为目地而“骗婚”的张汝舟的无情揭露。李清照这封极力为自己辨白的信并没有让宋人对李清照产生怜惜和同情，大多数看后都持讥讽的态度。而明清之人大多数称这封信为“伪作”，而不承认李清照改嫁，要为李清照改嫁说“辨诬”。今人多以这封信作为李清照改嫁的物证，把这封信当作研究李清照的重要资料。
结构布局是体现作家匠心和艺术构思的重要方面。李清照往往根据内容和体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结构方法，故其散文以灵活变化见长。观其现存作品。或取纵向结构法，或用横向结构法，亦有纵向、横向结合，明线、暗线交错之篇，可谓多姿多态，富于变化。
李清照在其散文中爱用典、善用典、精于典，下面是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的用典特点：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典实近五十。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刘伶和石勒的典故结合的天一无缝，好一句“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既说明张汝舟的凶残，自己面对凶残而无惧哉。
其三，用典妥贴自然，了无斧痕。如其用谈娘（实踏摇娘）正是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妇女，与她自己遭遇何其相似。
在结构布局上灵活变化，跌宕我姿，这是易安散文的特征，而用典则是李清照对散文驾驭能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