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表现邢沟附近的水乡夜色。微霜已降，秋水方清，诗人乘船经过运河，习习凉风，吹来清新空气，很觉爽快。这时没有月光，只见满天星斗。诗人陶醉在迷人的秋江夜色之中，环顾四周，寒星万颗，映照水中，倍感亲切。一二句由霜寒二字领起，不消点出“秋”字，而题意自在其中。
三四句赞关环境幽寂。邢沟两岸丛生着菰蒲一类水生植物，在夜色朦胧中，给人以一望无际的感觉。菰蒲深处居然隐藏人家，诗人完全没有料到，不过，这种艺术处理，只适宜于若明若晴，唯见星光的秋江之夜，如果换成月夜和白天，就不一定恰切。此联妙在使用了“疑”、“忽”二字。诗人心中正结着一个菰蒲深处有无藏舟之“地”的“疑”团。忽然几声“笑语”，方知岸上还有“人家”，疑团顿时解开。这种情景，很平常，优诗人却能通过艺术作品把它捕捉下来。宋人曾说此联是来自白道猷的“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而“更加锻炼”。诗人们各自写出了生活中的类似体验，但秦观此联却显得更灵动，因而受到黄山谷的称赏。
在表现手法上，诗人用的是先抑后扬法。通篇不直写旅人，而是借物托志，先写霜气、秋水、寒星、菰蒲，最后写菰蒲深处的“笑语声”，随即戛然而止。然言虽止而意未尽。这亲切的笑语声是伴随着夜行人度过迷蒙空寂的秋宵，还是瞬间消失在凄冷的夜空，留下的却是更加难耐的寂寞和愁苦。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正面阐述，而是用遮掩来突出，用省略来增添。由于构思巧妙，含蓄深邃，因而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第二首描写家庭生活中的闲适情趣。一二句写碾茶烹茗、课儿读书两件家庭琐事。月团（茶饼）新碾，花瓷为杯，茶美而器精，说明诗人很通茶道。饮罢呼儿课诵《楚词》，更见教子有方，他同把酒色财气作为生活必需的腐败官僚，是大为异趣的。
三四句则突出了静观万物的逸趣闲情。小轩风定，树梢处于暂时静止状态，连一用古叶也不见掉落。这可给了青虫以好机会，相对吐丝，好不自在。青虫乃细小生物，吐丝是轻微动作，但诗人却能仔细进行观察，他对昆虫世界的浓厚兴趣，对人世纷扰的淡泊情怀，都是可想而知的。诗人迷醉在青虫吐丝的小天地中，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简直忘掉了荣辱得失。这种情趣，是眼中唯见财与势的俗物所无法理解的。这样，诗人的超逸情怀，无形中便从纸背反透出来。一、二句写人情，三、四句写秋景，粗看似不相干，实则气氛和谐，情景交融，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方回说秦观“古诗多学三谢，而流丽之中有淡泊”，并举了此诗，当亦属于有“三谢余味”之作。全诗语言朴素清新，画面生动，极富生活气息，闲雅而有情致。
第三首诗写雨后彩虹当空的绚丽景象，想象奇特，语气豪放，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诗的一、二句状景，雨过天晴，由于阳光的折射，西天出现长而弧曲的彩虹，变幻多姿，非常美丽，远远望去，就像挂在西楼之上，仿佛诗人伸手就可摘下，极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逐”和“追”两字，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彩虹以活泼甚至顽皮的性格，生动、形象，简直把彩虹写活了。此时此景，诗人也好像受了感染，神情振奋，突发奇想：如果能招来千万个美人一起歌舞，那该多好。在酒酣时，一定剪下这美丽的彩虹，赏赐给她们。缠头，指古代舞女绕缠头上作为妆饰的锦锻，后来将宴席上赏赐给歌舞者的罗锦之类的礼物称为缠头。诗人的幻想是做不到的，但却是心情愉快的真实流露。在这里，正面描摹已美不胜收，又引发奇想，使美景更加可怜可爱，锦上添花。其构思巧妙，手法新颖。
王安石这首小诗，在他的集子里，本名《夜直》，也就是说在翰林学士院中值夜班时所写。《千家诗》后面第80首《直玉堂作》（洪咨夔）和第83首《直中书省》（白居易）都是写这种情景。此处，选诗者为了切合集中按四时编排的特色，将题目改成了《春夜》。
王安石于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公元1059年（嘉祐三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到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鸿图，即在眼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首句“金炉香烬漏声残”诗人因国事而一夜未眠，对时间的流失十分敏感。所以既看香炉里的“烬”又听漏声之残。次句“翦翦轻风阵阵寒”此句写诗人由室内来到户外的感受，“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有些微的寒意，恰好说明了诗人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三句中的“春色恼人”更是把作者亢奋不已的心情表现俱足，收束句“月移花影上栏杆”，更是借景抒情，“以景语结情语”，将作者的愉悦的心境表现的含蓄而又兴味长。
“春色恼人眠不得”写作者在户外面对美好的春色，激动不已。这里“春色”既是实指美妙的景色，更是指历史上难得的君臣际遇，确实是难得的“春色”；这里的“恼人”是撩人，由于时值新春，再加上恰逢神宗即位他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故无数往事、感慨事、紧要事涌上心头，所以才会兴奋的“眠不得”。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
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田园生活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