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着重写浣花女的劳动生活；中间四句写农村男女婚嫁风习；末四句写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妇女，另一种婚嫁风尚，以及由这种婚嫁风尚带来的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结局。诗中通过农村少女姑娘与爱慕虚荣的城市女子的对比，歌咏了农家少女勤劳、愉快的生活。全诗着墨素淡，语言平浅，是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
在这首诗中，作者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浣花溪旁的农家女儿身上，带着一种宁静舒坦的心情观望着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淡朴的欢悦之中，体味着生活浑厚的内涵。全诗十二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前两层是对浣花女儿的正面描写。
“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是写浣花女少小在家时的生活片段。“双髻丫”一句，写浣花女子质朴单纯，不事铅华，带有一种真淳自然的风致，表现出生活中淡雅而未雕饰的自然美。“常随阿母供桑麻，”这是从生活角度对浣花女子朴素自然之美的进一步充实。接下两句是具体写浣花女儿的劳动情景。“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里摄取的是劳动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夜阑人寂，充满活力的浣花女子正对着窗门摆弄着织机；机旁不远处，豆秸正在地炉中燃烧，煎在炉上的家制土茶散发出了一阵阵清香。炉火影影绰绰地映照出纺织女子在织机咿哑节奏之中那张宁静充实的面孔。这是一个富有情态的主体画面，有形有声，充溢着安然自得的欢乐，不但描摹了浣花女子的生活真实，而且从中透露了作者所品味到的生活真趣。这是诗的第一层。
第二层是写浣花女子长成嫁人的情景。“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是说浣花女儿与邻里男子成婚，彼此家门相对，不须油壁车马远道迎接，就可以过家为妇。其中隐含有李白诗中所写的那种真挚爱情：“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窗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正因为这种爱情的存在，浣花女子才会在这种简朴的婚嫁中感到幸福和欢乐的满足：“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烨烨牵牛花。”这里写浣花女子的朴素淡雅与其所追求的真诚爱情相一致，从而使其本质在人格的和谐之中体现出了高度的审美内涵。“插髻烨烨牵牛花”，这一鲜明形象中不仅包含了浣花女子欢乐的情态，而且表现了其别具一格的美的风韵，同时也暗示了诗人的审美情趣。这是诗的第二层。这一层与前一层相连，把浣花女儿的生活情趣与朴素本质，从外到内作了细致地展示，也为作者进一步表达感情进行了从容的铺垫。
第三层是写城中那些妖艳虚荣的女子。从“浣花女”的诗题来看，这一层似乎带有一些游离的味道，它在形式的衔接上，与前两层出现了错落现象。因而我们只有从诗人的情感上才可以为这一层找到合理的依据正因为诗人在前两层对浣花女子的正面描写之中，从简朴平淡的生活中窥到了深永真淳的自然美的意趣，所以随着诗人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逐渐明朗，他需要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倾向。这一层就是诗人撷取自己所置身的都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页，借以说明自己的思想。与其说是用来与前面对比，倒不如说是作者需要由之来发出自己的议论。“城中妖姝脸如霞，争嫁官人慕高华”，语气中明显带有诗人的鄙薄之情。“争嫁”写世俗的追逐，寓示了追逐着轻薄浮艳的性情；“慕高华”则直接写这种追逐的内在实质，表明了这些“脸如霞”的“城中妖姝”徒有美貌，却在势利的虚荣中湮没了自己的真情。这必然要酿就其生活的悲剧。“青骊一出天之涯，年年伤春抱琵琶。”那些荣华富贵的高官并不看重爱情，常常离家远游，结果只落得这些深闺佳人茕茕空房，在一曲曲幽怨的琵琶声中诉说自己的满腹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一诗中曾塑造了一个“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的商人妇，陆游借以来比喻争慕高华的浮艳女子，正在于说明其晚岁的孤独与凄凉。再将其与前面所写的浣花女儿相对照，就不难理解生活中欢乐与深永的价值，同时也能从中把握诗人感情渐次明朗的脉络。自然这中间浸透了诗人的审美理想。
刘熙载讲：“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见奇，故足令人咀味。”（《艺概·诗概》）《浣花女》中，作者所捕捉的都是些生活中极为寻常、极易见到的东西，因而其在表面上并不见出奇之处。实际上前人七古之作也大多不注重于面相皮毛，而着力于内中贯通于一的气韵，在开阖转折之间显示出天工鬼斧之功力。这首诗在写作上从容叙来，选用的都是些平淡的语言，但“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赵翼《瓯北诗话》），于平和散缓之中，沉淀着丰厚的感受，可以窥到作者的情趣、意趣、理趣。与陆游的爱国诗一样，这首别具一格的作品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这实际上是一首思妇之词，但在景色描写之中，流露出一种对高远开阔之境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被现实遮断的悲哀。
“急景流年真一箭”是套用晏殊的“急景流年都一瞬”，只不过晏殊那首词透着一种旷达，而王国维这首词透着一种执着。此处的“残雪声中”可以是积雪融化之声，但也可以想像成夹杂着小雨的雪落下的声音。“省识东风面”是套用杜甫的“画图省识春风面”。杜甫指的是美人的容颜，而这里指的是春天的容颜。“风里垂杨千万线”写东风使杨柳垂枝变得柔软婀娜。“昨宵染就鹅黄浅”，写一夜柳枝就出现了黄色的新芽。这种季节交替是自然规律，可是春天对楼中思妇来说，意味更加深远。
“又是廉纤春雨暗，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冬天是门窗闭锁，春天虽然可以把门窗打开，但春天又有春雨的阻隔。朦胧的春雨把眼前一切都遮蔽了，纵然打开门窗，纵然登上高楼，还是无法纵目远望。“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的“人”，既泛指视线中所能看见的人，又暗指思妇心中所思念的人。“又是”说明不止一年如此，而“危楼”和“高处”则突出了寂寞和孤独。
“已恨年华留不住，暝烟更界平芜断”是王国维惯用的句式。那遥远的地方总存着思妇的希望，可是现在天已黄昏，傍晚的烟霭已经知起，渐渐遮住了思妇的视线，远处的原野也逐渐看不清了。
王国维长年在外执教，所以他的闺怨词也不少，这首词一别前人之闺怨诗词，写得哀而不怨，算得上要王国维的代表之作了。
这是一首专写词人人生与思想发生变化时的心态词，上片写秋夜秋风的冷势与词人不眠的心态，下片从相思的角度来烘托词人不热衷于回朝效命的心态。全词通过描写秋夜秋风秋月秋冷秋思来渲染词人的秋“愁”，这是继柳永之后，作心态婉约词的成功尝试。
上片，写秋夜秋风的冷势与词人不眠的心态。开头一句，气势磅礴。“昨夜”点时间，“秋风”点时令，“万里”点风势。第二、三句写深秋夜风冷煞人：白色的月光进到室内，冷光加冷色，“冷透人衣袂”。“冷透”二字，极其传神地将人的冷感带上了穿透力。由于秋夜秋风秋月秋冷，引发最后两句描写其后果：词人就是被大被裹住，还是“愁不寐”。那“愁”不是因为太冷，而是有难言之隐；词人“那堪玉漏长如岁”。“那堪”不是因为“玉漏”滴得太慢，而是有心理上的障碍。这种“愁不寐”、“玉漏长如岁”，道出了词人难盼天明的煎熬心态，可谓人木三分。这一过渡句没有立刻给予回答，只好留待下片分解。
下片，从相思的角度来烘托词人不热衷于回朝效命的心态。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地道出：我这个旅居外地的游子，还没有回朝廷的打算。“功名真已矣，归计亦悠哉。”（苏轼《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第二、三句从相思的角度来回答为何“愁不寐”，“那堪玉漏长如岁”。梦停止了，人清醒过来了，痛苦啊，“魂销”魄散，肝肠寸裂，似有“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毖。今别而散，明恨深也”（江淹《别赋》）的愁恨。再看看“枕”上，满是“相思泪”：问我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眶泪水向枕流。
最后两句，写“愁”上加“愁”，秋夜秋风秋月秋思愁煞人。“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此句尤为抒写了羁旅思妻的感伤情怀，为相思而憔悴消瘦。“新书报我添憔悴”，妻子近日来信，说她因思“我”而一天比一天憔悴！说月能“冷透人衣袂”，说“玉漏长如岁”，是无理的，但却合情。另有龙注引简文帝诗，仅出“衣带宽”意，没有联系两句词的上下文意笺释。按此处词意当从柳永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中脱化而出，况且，“衣带渐宽”、“憔悴”等字面也有关连。
《闻梨花发赠刘师命》这首诗先写惜花，再写友情，以惜花托友情。可与韩愈写于几乎同时的另一首诗《梨花下赠刘师命》互相参看。
前两句“桃蹊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写桃花凋落，铺满了树下的路，因此不能观赏，充满了遗憾。“惆怅”写出了因花落满地而不忍践踏的忧郁。后两句说：“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闻知城西梨花盛开，欲相偕前往花下同醉。桃落梨开，以第三句梨花盛开，转出结句，笃情全出。桃花红梨花白，争奇斗艳；朋友远道而来，千载难逢，不能不一醉方休。诗中梨花是本体，雪是喻体，诗人将梨花比作积雪，写出梨花盛开时的洁白、繁盛之貌，其目的是形象地表现春天千树梨花怒放的美丽景象。
诗中次句“红艳纷纷落地多”以“红艳”花色代花瓣，构想奇妙。全诗景美情真，飘逸洒脱，是韩诗短章中的佳制。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