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这首七律，记述了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的真实感受。通过对韶山人民革命历史的回顾，以及对人民公社社员通过热情劳动而喜获丰收的描绘，赞扬了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风貌，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高远的思想境界。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逝川，是化用孔子的话，是说过去的日月。《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说自从离开韶山，在那可诅咒的旧社会，为革命东奔西忙，韶山的乡亲们却遭受了无穷的灾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在韶山的上空，韶山的大地上洒下了无数的革命先烈的鲜血，但是韶山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回到韶山，看到的景象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韶山也像中国各地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不禁回想起过去，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韶山的人民真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韶山人民高举着革命的红旗，武装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韶山的人民从来没有畏惧。一方面是韶山的人民高举起红旗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一方面是反动派高举起霸主的铁鞭，对革命的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韶山人民与反动派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三十二年前的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燎原之势，原因在于革命人民拥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奋起反抗，坚持到底，因为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理想。“多壮志”指充满凌云之志，所以义无反顾，前仆后继。32年间，一个小小的六百来户的韶山冲，就有148位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有毛泽东的六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岸英，有毛泽东亲自创建的韶山党支部的五位同志：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烈士的鲜血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成果，天地更新，日月重光，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韶山之行的所作所为，理解诗中的一个“咒”字。。
结末“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写韶山冲稻浪滚滚，丰收在望，人人奋发，安居乐业，这是革命先烈“换新天”理想的实现，也是对长眠地下的先烈的最好告慰。发展生产，建设祖国，人人争先，是先烈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这一联的思想内容承上延伸，大有拓展。从意境上看，前面激烈斗争，腥风血雨，这里炊烟袅袅，风景如画，完全不同的景象，体现换了新天；从诗人的感情言，则由激愤而舒缓，由沉重转喜悦。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韶山，但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事实上中国各地的情况都和韶山一样，中国的人民都经历过血和火的考验，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