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这首词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刚刚到得成年就被嫁出，因其尚不解风流韵事，故而在出嫁之后不能完全适应新婚生活的情形。上片写这位少女婚前的美艳和天真，下片写她婚后的羞怯。
词的上片写及笄女孩娇羞怯懦，形态心境一一活脱画出，可谓丹青妙手。首句写女子身材，抓住腰细得只有一把，身材苗条；次句写其年龄，“方当笄岁”，才步人成年，正当豆寇年华。“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二句可见这女子性意识刚刚觉醒，才把头上两个下垂的发髻挽合在一起盘了起来，即俗称“上头”，这是从姑娘到新妇的发式变化，意思是她初做新妇。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新妇与姑娘在妆束上的区别是，姑娘数活泼为佳，新妇以端庄为美，所以，新妇的第一项任务学习“严妆”；再一个重要区别是，姑娘是单栖，新妇要过夫妻生活。这是用典。由于是新妇，看起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对性生活还有点承受不起。她那一举一动都妩媚多姿，十分可人。
词的下片，写女子不习惯婚后生活。“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过片承上片而来，是说这女子还有点像做姑娘时那样任性，没有学会疼爱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生动如画。羞怯之中，洋溢着新婚生活的甜蜜与喜悦，简直是一幅风俗画。整个下片着重抓取了几个动作，来进一步将人物写活，使其更具立体感。一是对丈夫不懂得温存，二是不肯脱衣就寝，三是背灯而立，四是着令丈夫先睡，全然是一个不懂规矩、人世未深的孩子。结三句尤妙，但使丈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留下一片令人忍俊不禁且想象不尽的空间。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有人认为柳永此度赏玩的是一位既解风情、又不失清新的雏妓，最得狎客欢心。作者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
头巾气重的道学先生以为此词儇薄，斥柳永无状。不必讳言，语词相当刻露。柳词轻薄、秽亵的罪名是难以推脱的，然而细绎词意亦或是写好人家小儿女初嫁的情形，作者体味细腻真切，描摹生动传神，颇值得反复揣摩。此当是柳词中别一种笔调。
这是一首描摹南园景色、慨叹春暮花落的小诗。
前两句写花开。春回大地，南园百花竞放，艳丽多姿。“花枝草蔓眼中开”，这句说眼见南园花草繁茂可爱。“开”主要是对“花枝”而言的，而诗中“草蔓”二字告诉读者，随着春深，绿草绿叶渐渐多了。万紫千红，逐渐会被“绿肥红瘦”的景象代替。“小白长红越女腮”这句用了一个比喻形容花朵的娇艳。“小白长红”就是白少红多的意思，也就是偏于红的粉红色，与“越女腮”连文，即以美人粉红的脸蛋来比喻花瓣色泽的鲜嫩。“越女腮”是由此产生的联想，把娇艳的鲜花比作越地美女的面颊，赋予物以某种人的素质，从而显得格外精神。
后两句写花落。日中花开，眼前一片姹紫嫣红，真是美不胜收。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可怜”二字表达了诗人无限惋惜的深情。是惜花、惜春，也是自伤自悼。李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正是年青有为的时期，却不为当局所重用，犹如花盛开时无人欣赏。想到红颜难久，容华易谢，不免悲从中来。
“落花不再春”，待到花残人老，就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容颜和生气。末句用拟人的手法写花落时身不由己的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委身于春风，不须媒人作合，没有任何阻拦，好像两厢情愿。其实，花何尝愿意离开本枝，随风飘零，只为盛时已过，无力撑持，春风过处，便不由自主地坠落下来。这句的“嫁”字与第二句中的“越女腮”相映照，越发显得悲苦酸辛。当时盛开，颜色鲜丽，宛如西施故乡的美女。而今“出嫁”，已是花残“人老”，非复当时容颜，抚今忆昔，倍增怅惘。结句婉曲深沉，制造了浓烈的悲剧气氛。这首七言绝句，以赋笔为主，兼用比兴手法，清新委婉，风格别具，是不可多得的抒情佳品。
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全诗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此叙景起兴：荷花虽香，因风而献媚于水殿，描绘出一幅微风吹动荷花、清香充溢满殿的景致，诗人因望见“姑苏台”而托言感怀吴王。可见，裘马轻狂、狂歌痛饮的诗人，意趣高远、超旷洒脱。
“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意指西施酒后带着醉意跳了几回舞后，娇柔无力地微笑着倚坐在东窗下镶嵌着白色玉石的椅子上。诗人把西子婀娜多姿、妩媚动人的形象描绘得细致入微，表现出美人名士、佳人才子的你情我浓、二厢情愿，在开放的唐朝尽舒风云之色。
西施原是越溪之畔的浣纱女，出身贫寒，明代的《苎萝志·西子传》就曾这样描述：“父鬻薪，母浣纱。”她本有理由选择一种幸福平淡的生活方式，但她身处吴越接连不断战乱之中，而她的情人范蠡又是越王勾践的得力谋士，在所谓的“国家大义”面前，西施不得不作出一个极其与人性相违背的选择，远离范蠡，被勾践送到吴国，从而诱使吴王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从此“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最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灭吴计划得以实现。
此诗表现形式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