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少不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了。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欣赏指要
这是一首写知音难觅的诗。从诗意看,诗中主人公是一位在生活中因失意而彷徨的人。凄凉的弦歌声从重门紧锁的高楼上隐隐传来,其声调的悲凉深深地感染了楼下听歌的人。从那清婉悠扬、感慨哀伤而又一唱三叹的歌声中,诗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歌者经历的惨痛和被压抑的内心痛苦。这令人不禁要推想,歌者是谁?莫非是杞梁妻那样的忧伤女子?可是,最值得忧伤的不是歌者的哀痛,而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她个中的伤感,知音难觅可能才是她感伤叹息的真正原因。诗人借高楼上的歌者之悲抒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但伤知音稀”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苦闷、悲伤和期待。
作者将所抒之情融于幻景之中。对于声音的描写细腻生动,歌者与听者遥相呼应,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现出来了。阅读时,要细细体会诗中那种若隐若现、缥缈空灵的意境。
诗中的“托”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诗中的“歌者”是谁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