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这首是一首纪行诗。第一句是回望来路。江陵到汝州，行程相当遥远，回望巴路，只见白道如丝，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快接近尾声了。翘首南望，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但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已经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悦了。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计算归期。王建家居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到家了。“寒食离家麦熟还”，这句平平道出，看似只是客观地交待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季节，实则此行往返路程的遥远，路上的辛苦劳顿，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都隐然见于诗外。寒食离家，郊原还是一片嫩绿，回家的时候，田间垅上，却已是一片金黄了。
三、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物。“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傍晚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象染过一样的峰峦，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两句淡淡写出，徐徐收住，只说行途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心情、感受不着一字，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一种悠然不尽的远调。
单从写景角度说，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上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青如染出的山峰，确实也富有美感和新鲜感。甚至通过“数峰青似染”就展现出天气的清朗、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但它的妙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而在于微妙地传递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
这个特定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归程即将结束，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这样一个站头，对盼归心切的旅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正在遥望前路之际，忽见数峰似染，引人瞩目，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只淡淡着笔，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
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绪。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纪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第一句准确地写出了冬至的特点：一年中日最短，影最长的日子，冬至之后，日渐长而影渐短。诗人杜甫写此诗时，正在成都（剑南），在朋友严武那里做幕僚，而且与严武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心情十分低落，所以就思念起了洛阳。杜甫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洛阳度过的，而且他与李白当年也正是在洛阳相识的。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青袍白马，指的是自己当前的处境，指闲官卑位，这里作借代用，也可指处于闲官卑官中的自己。随即他又说，故乡洛阳已经物是人非。当时安史之乱，洛阳已经沦陷。这里的金谷，指的是金谷园，西晋石崇的花园，在洛阳西北，这是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处名园。铜驼，指的是铜驼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常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或者指代洛阳。但洛阳城里的“金谷铜驼”并非故乡的典型特征。诗中的“金谷”与“铜驼”，已十分清楚地告知我们，杜甫在剑南所思念的洛阳，是可肯定为其故乡的。而诗中的“非故乡”，并不是指洛阳不是杜甫的故乡，而是说：但洛阳的金谷园、铜驼等胜地的风景，因遭受了安史之乱而使其非昔日可比了。正如《杜诗详注》云：“金谷铜驼，洛阳遭乱矣。”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以开花繁盛紧密的棠棣起兴，讲对兄弟的思念。所以棣萼指的就是兄弟，所以表面上作者是在讲两种花，指堂棣之华早就开谢了，自己还在想着它，而梅花正含苞欲放。而实际上，作者前一句是起兴，讲的是眼前的景：梅花欲开。后一句讲的是由此景而联想的情绪：对远在洛阳的兄弟朋友的思念。洛阳遭受战乱，那里有知我怜我的兄弟，所以我特别地想念它。（棠棣，有人以为就是郁李，以上为郁李花。）诗人说，愁闷极了，本想写首诗来排遣这愁闷，没料到诗写成后自己吟咏起来，反而更觉得凄凉与寂寞了。
以“春情”为题的词作，大抵写闺中女子当春怀人的思绪，王安国这首小令却是写一个男子在暮春时节对一位女子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内容与贺铸的《青玉案》相仿。贺作另有寄托，此词有无别的寓意尚难确定。
首句点女子居处建筑的精致华美、环境的清静幽雅。居处如此令人神往，则伊人芳姿倩影之使人倾慕难忘自不待言。这一句借物写人，是男主人公情感变化的基点。
次句交代气候、时令。春尽花残，惜花人情已不堪，更何况急雨劲风又摧花！“飞不起”三字暗写雨势的猛恶，展现残红“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景象，暗喻主人公的心境也如落红沾雨般沉重暗淡。这种心境源于伊人倩影的悄然杳去。
第三句写时间。从黄昏到月出，主人公在一片迷濛的景象里长时间伫留不去，足见他对女子的痴情。
第四句依照情感变化的规律采用顺延笔法，写主人公由痴情向迷离恍惚深化的情态，揭示他内心由极度爱慕而升华的思而不见的惆怅之情。“余香”二字饶有韵味，既含蓄地画出伊人“芳窬散麝、色茂开莲”的风致容颜，又绰约地显露池中明镜悬倩影、屋里衣香胜如花的境界。这一句完满地收结了上片，又为下片的状态抒情蓄势张本。换头言近旨远，写人物情态，现主人公形象。“月徊”是痴情的延续，“不语”是惆怅的外露。两者相辅相成，愈显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下片第二句用设问句申足上句，并从反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何处去”不是无处可去，恰恰是去向杳若黄鹤的伊人处。采用反面运笔的方法，用得好时，能深化作品的层次。这里的反面运笔，很成功地突出了主人公魂牵梦绕的焦点。然而，梦魂飞近伊人身，只是主人公的主观想象和美好企望，现实却是香歇人去，光沉响绝，只有自身踯躅路旁，吊影惭魂。歇拍两句以杨花有幸反衬人物的无缘，正是主人公在这种现实处境中的自怨自叹。
以上的简析，只是按照词语的措置顺序作出的。其实，如按照主人公感情变化的脉络去寻求端倪，很难分清事由的前因后果，时间的迟早先后。因为词中写景抒情逞回旋吞吐的态势，前后句、上下片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或相反相成，引发难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主人公目睹伊人之后由爱慕而兴起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