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诗的首联描写了北固山像大海的门户横亘天边；颔联描写了夜色中金山的所闻所见；颈联描写了月夜下的山上松林中；尾联描写了诗人想要乘着木筏去扶桑一游的愿望。此诗通过描绘金山及其周围的壮丽景色，抒发了诗人心中无限的感慨。全诗对偶精严，章法井然。
该诗首联横空而来，从远处落笔。遥望北固山，像是大海的门户，横亘天边。古代北固山距海要比现代近得多，唐、宋以后，大海逐渐东移二三百里，因此诗中称北固为海门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金山与北固山遥相对峙，此句正是登山所见，虽写北固山而金山之位置可见。句中“天末”、“海门”、“横”等词构成了宏丽阔大的画面，以如此浑厚豪健之笔为起调，遂令境界顿开。“烟中”一句由远而及近，描写眼前景物：晚烟朦胧中的沙岸，犹如杭州萧山境内的西兴镇，相传春秋时越范蠡筑城于此，吴越曾在这里鏖战。这句中以沙岸与西兴相比，可以想见江水拍岸，波浪翻滚的情形，大大丰富了诗意。
“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祗见灯。”写夜色中金山的所闻所见。金山古代处于江中，至清代才因泥沙淤积而与南岸相连，所以去金山的游客都得靠船摆渡。这句说游船已都停泊不开，但不时从船中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远处的楼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只看到闪烁的灯火。这两句一写声，一写光，将夜间宿于金山的见闻生动地记录了下来。镇江扼江南、江北运河入江之口，是繁盛之地，自然是画舫游船、歌台舞榭集中的地方。这两句在写景中表现了市井繁华之状。
“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刻画月色和江水：松林中斑驳的月光，像是片片碎金；江间白浪腾涌，犹如积雪崩落。从起句至此，六句都用对仗，然其对法各不相同，首联以远近虚实为对，海门为远，沙岸为近，北固是实，西兴是虚。颔联以所见与所闻为对，而插入“已无”、“远有”，“犹”、“只”等虚词，令句子音调流美，有唱叹之致。颈联以比喻为对，用了修辞中所谓暗喻的手法，不明言月如碎金，水如崩雪，而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飘然欲作乘浮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则是由景而生发的感慨，诗人有意宕开一笔，不写景而写情，使结句的意味更深。诗人面对着如此高旷的景色，忽发奇想，欲飘然乘着木筏而去天尽头的扶桑一游。诗人深为眼前的景色所陶醉，真想抛弃世间的一切名缰利锁，遨游于神仙世界，与苏轼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受相同。然而“恨未能”三字，又令诗境从想象跌回到现实。这两句虽是顺着上文而发的感喟，增加了景色的魅力，然而结合《论语》上“道不行”的说法与诗中“恨未能”一语，约略可见其中也不无深意。
全诗先阔大之景、实在之景，后虚化之景、近处之景，声色具备，层次井然。格律亦精整，且无“次韵”之作常见的拘谨板滞之病。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