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江淹曾不无深情地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成了大多数人的书写，灞桥的泪，长亭的柳，阳关的雪，凡可入诗者皆可寄托离别的伤与怨。这份感情，在通讯和交通都非常困难的古代，似乎只有求之于诗词，才可告慰。比如周邦彦这阕《定风波》。
词一开篇，词人以一句半带劝诫半带命令的口吻跟自己眼前的佳人说道：不要倚仗自己擅长歌唱，就小觑了这首歌，这首歌能有几个人知道呢？黛是古时女子画眉的青黑色的颜料，“黛眉”于是特指女子之眉。如晋左思《娇女诗》：“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唐温庭筠《春日》诗：“草色将林彩，相添入黛眉。”“敛黛眉”，即皱眉。在离别之际，词人想再听一遍歌，可佳人却唱不出，所以皱眉表示为难。或许词人看到对方为难，就不让唱了。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期望：等到将来再相逢时，趁着花香月色，再来唱这首歌吧。
过片交代时间慢慢流走。这里将更漏拟人化，以一个“恨”字来表达对时间的不满。金昌绪在《春怨》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黄莺与恨更漏，同一心理。黄莺和更漏，本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间感情，但在有心之人看来，却都沾染了人类的感情。再如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里的蜡烛则能体会到离别人的悲伤，也跟着离人流泪。古人的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无理，却能够让读者切实感到那种深情。
离别之际，难免要借酒以缓舒伤悲。因此，词人劝道“休诉金尊推玉臂”。同是劝酒，但因对象不同则有区别，这里可见出周邦彦的高妙技法。“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男人间的劝慰，虽悲恸却干脆。周邦彦面对的是一佳人，所以他用“玉臂”交代出对方身份。玉臂，特指女性的胳膊，如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离别之际，就别说不胜酒力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就分别了，即使想再喝，又有谁来给你斟满呢？满腹无奈，都跟着这离别的酒，喝到了梦里。
陈郁曾评价周邦彦：“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可爱”，用来评价这阕《定风波》非常恰当。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