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大雁的生死至情深深地震撼了作者，他将自己的震惊、同情、感动，化为有力的诘问，问自己、问世人、问苍天，究竟“情是何物”？起句陡然发问似雷霆万钧，破空而来；如熔岩沸腾，奔涌而出。正如后来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至极处，具是何物，竟至于要生死相许？作者的诘问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引发出对世间生死不渝真情的热情讴歌。在“生死相许”之前加上“直教”二字，更加突出了“情”的力量之奇伟。词的开篇用问句，突如者来，先声夺人，犹如盘马弯弓，为下文描写雁的殉情蓄足了笔势，也使大雁殉情的内在意义得以升华。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这二句写雁的感人生活情景。大雁秋天南下越冬而春天北归，双宿双飞。作者称他们为“双飞客”，赋予它们的比翼双飞以世间夫妻相爱的理想色彩。“天南地北”从空间落笔，“几回寒暑”从时间着墨，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写出了大雁的相依为命、为下文的殉情作了必要的铺垫。
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是中：于此，在这里面。这几句是说大雁长期以来共同生活，既是团聚的快乐，也有离别的酸楚，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形成了难以割舍的一往深情。长期以来，这对“双飞客”早已心心相印，痴情热爱，矢志不渝。“痴儿女”三字包含着词人的哀婉与同情，也使人联想到人世间更有许多真心相爱的痴情男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君：指殉情的大雁。这四句是对大雁殉情前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揣摩描写。当网罗惊破双栖梦之后，作者认为孤雁心中必然会进行生与死、殉情与偷生的矛盾斗争。但这种犹豫与抉择的过程并未影响大雁殉情的挚诚。相反，更足以表明以死殉情是大雁深入思索后的理性抉择，从而揭示了殉情的真正原因：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的情侣已逝，自己形孤影单，前路渺茫，失去一生的至爱，即使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痛下决心，“自投于地而死”。“万里”、“千山”写征途之遥远，“层云”、“暮雪”状前景之艰难。此四句用烘托的手法，揭示了大雁心理活动的轨迹，交待了殉情的深层原因。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这几句借助对历史盛迹的追忆与对眼前自然景物的描绘，渲染了大雁殉情的不朽意义。“横汾路”指当年汉武帝巡幸处。“寂寞当年箫鼓”是倒装句，即当年箫鼓寂寞。楚：即从莽，平楚就是平林。这几句说的是，在这汾水一带，当年本是帝王游幸欢乐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一片荒凉，平林漠漠，荒烟如织。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曾率文武百官至汾水边巡祭后土，武帝做《秋风辞》，者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可见当时是箫鼓喧天，棹歌四起，山鸣谷应，何等热闹。而今天却是四处冷烟衰草，一派萧条冷落景象。古与今，盛与衰，喧嚣与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几句中，词人用当年武帝巡幸，炫赫一时，转瞬间烟消云散，反衬了真情的万古长存。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些，句末象声词。《楚辞·招魂》句尾均用“些”字，所以称“楚些”。这句意思是武帝已死，招魂无济于事。山鬼自啼风雨——《楚辞·九歌》中有《山鬼》篇，描写山中女神失恋的悲哀。这里说的是山鬼枉自悲啼，而死者已矣。以上两句借《楚辞》之典反衬了殉情大雁真情的永垂不朽。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大雁生死相许的深情连上天也嫉妒，所以这对殉情的大雁决不会和一般的莺儿燕子一样化为黄土。而是“留得生前身后名”，与世长存。这几句从反面衬托，更加突出了大雁殉情的崇高，为下文寻访雁丘作好铺垫。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是从正面对大雁的称赞。词人展开想象，千秋万古后，也会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的“钟于情”的骚人墨客，来寻访这小小的雁丘，来祭奠这一对爱侣的亡灵。“狂歌痛饮”生动地写出了人们的感动之深。全词结尾，寄寓了词人对殉情者的深切哀思，延伸了全词的历史跨度，使主题得以升华。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