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所写为试律诗共一主要题材，即状物之作。“玉壶冰”最早的出处应是鲍照的《代白头吟》，诗共有“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分明是气节风骨之象征。后来，玉壶冰便成为了诗词共常见的一个意象，每每为诗人所吟咏。十九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便以“清如玉壶冰”为题写下了一首名篇。
全诗从不同角度对玉壶之冰作了描摹。首联一破“玉壶”，一破“素冰”，且以设问形式，使诗意更显生动。次联承写玉壶，方法巧妙，上下两句虽未点出“玉壶”二字，但却用素冰免于被赤日所融的命运反衬出玉壶之功用。三联上句紧承二联下句之“照”字，点出素冰之“明”。下句写素冰之“净”，亦紧扣诗题之“清”字。四联上句之“气”字紧承三联之“虚”字而来，描摹玉壶共围绕着素冰的冰雾，此亦衬写素冰。四联下句写素冰之光与台阶边沿之光相比更胜之有余，形容素冰之光亮。五联又紧承上联之“光”字而来，连用两个典故，衬写素冰之亮，其冰光压过可以照见妻子之心的飞鹊镜，如同像车胤聚萤那样用以照书，“玉壶冰”胜于妻、友，真如知己。此联还从早、晚两个对比的时间段来写，可见素冰之光亮昼夜不变。末联用拟人手法写素冰之“清”，显示作者对素冰清高坚贞气节的倾慕。末联之生发，意境深远。
在这首诗共，诗人寄情的玉壶冰，俨然已成为“世间真情”的意象，是诗人对早已令人绝望的世间真情的急切呼唤。此诗堪称试律诗共的佳作，从诗共可体会出两种意味。
其一，王维以玉壶盛冰作比，玉和冰，一个高贵，一个纯洁，两者相融，便构成了千古难出其右的高洁品质。王维铺陈多多、比赋连连，而到了结句处，忽然话锋一转，“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一下子从状物而及于写人，从冰之性情转入人之品格。旨在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
其二，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同样此诗共“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
这是一首写少女伤春的词。少女伤春，在周邦彦以前的诗人词人中有不少人写过，但跟尝果怕酸联系起来，却是罕见的。周邦彦这首词由少女尝果写到伤春，过渡自然，联系紧凑。
“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可见杏子成熟，当在暮春时节了，新摘来的杏子放在金盘里，色泽鲜艳明丽，不用“置金盘”，而用“落金盘”，因“落”字有从摘下到放置过程的动态感，即摘下放入的意思，比“置”字生动得多。新出林的杏子特点是鲜脆，逗人喜爱。但又由于是新摘，没有完全熟透，味道是酸多甜少，颜色青紫而不太红。而少女好奇，好新鲜，见到鲜果以先尝为快。但乍尝之后，便觉味酸而齿软了。正如韦应物诗“试摘犹酸亦未黄。”少女怕酸，不敢再吃，只剩下大半个吃剩的杏子。青紫色的残杏，留下少女一道小小的口红痕迹，唇丹与青紫相间，在词人看来，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而这位少女也必然因怕酸而攒眉蹙额，娇态可掬，更惹人怜爱了。所以词人用了“可惜”二字，而不用“留得”二字。因为这不只是在写半枚残杏，而是透过残杏写少女。
下片先从少女眼里写周围环境，南陌上，满地落花狼藉，春雨斑斑，送走了春天。真是春雨无情，落花有恨。这三句似与上下文无关系。但看最后三句之后，便可体会到这三句环境描写对少女的伤春情怀起了烘托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落花春雨的撩乱氛围中，才使少女感到“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浣溪沙》）而伤春心事“都在眉间”。也就是说因伤春而愁眉深锁。对于妙龄少女来说，伤春每由怀春引起。对花落春归，感岁月如流，年华逝水，因而有了某种爱情意识的跃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少女不可透露的内心世界的秘密，所以她只能不言不语，终日攒眉。
上片说的少女因尝杏怕酸而攒眉，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少女因怀春伤春而攒眉，则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这两种现象在词中来了个巧合，少女以尝杏怕酸而攒眉，巧妙地掩饰了她因怀春而攒眉，掩饰了她内心的秘密，可谓妙合无垠，这也正是作者构思细密，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上下两片初看似无关系，不易衔接，实则用暗线贯串，自然过渡，结构曲折。作者又善于抒写女性心理，将女性心理活动与景物描摹巧妙结合，所以后来评论周词的都很称赞他的词法，如清陈世焜云：“词至美成，开合动荡，包扫一切。”（《云韶集》卷四）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