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太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风波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所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傀。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但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格,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窥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引起很多人的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宋初诗坛,以谢灵运其人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特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份。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豳歌”的“豳歌”,指《诗经·豳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蘩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豳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怎祥,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征验!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只是,语言过于深奥、句式缺少变化,因求对仗而造成某些重复,也是显著的弱点。这些都有待于诗歌的发展来纠正。
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