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