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句为第一部分,感叹自己才疏智浅,游宦无成。何逊虽年少成名,但遭梁武帝疏远,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慨叹自己天生孱弱,不堪造就,缺乏一技之长,不能被人重用。既然才疏智浅,就不能希求美名远扬。自己干的都是一些琐碎细事,终日碌碌无为,纷纷扰扰的游宦生活已使他感到厌倦。年少无知,轻掷岁月倒也罢了,而今老大,始感光阴之宝贵,亦悟仕途之误人。“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这是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后的经验之谈。“一涂”,同“一途”,即指仕途。谢朓《酬王晋安德元》诗云:“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亦同此意,但态度没有如此决绝。误落尘网中,一去几十年。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的那样:“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作者想到了归隐。
后十句为第二部分,抒发了作者的思乡念旧之情。“新知虽已乐”是虚,是官场中的客套话。而“旧爱尽暌违”是实,是作者的心里话。这里的“旧爱”,主要指的是家乡的老朋友。扰扰游宦子,尽别故乡人。正如潘岳在《闲居赋序》中说的:“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智斗筲之役乎?”于是,他引领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不禁泪洒衣襟了。但官身不自由,思归不能归,所以说“望乡空引领”。一个“空”字,多少惆怅,多少伤感!长期的游宦生活与折磨人的思乡之苦,使作者形容憔悴,这与争芳斗妍的春草春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春物自芳菲”,有着两层含意:一是大好春光自是大自然的赐予,与作者是不相干的;一是心情恶劣的作者,无心欣赏这大好春色,一任春花春草自芳菲。一个“自”字,就把孤独苦闷的“旅客”——作者自己,与花香鸟语的大好春天对立起来。这使读者们想起了大诗人杜甫《蜀相》中的两句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自”字、“空”字的用法,说不定是受了何逊诗的启发。但大自然终是有情的。两岸鲜花有意,临水盛开,以悦人情致;江上春燕恋人,绕船飞翔,似惹人乡思。这即目所见,更加触动了作者的乡愁。于是他幻想乘船顺流而下,独与暮潮东归。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无由”,真是无可奈何!何逊赴任郢州(今湖北武昌)在西,而他的故乡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及其久居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在东,随长江落潮正可归去,故云“独与暮潮归”。作者《渡连圻二首》其二云:“暮潮还入浦,夕鸟飞向家。触目皆乡思,何时见狭邪?”难怪诗人面对暮潮是那么一往情深了。但“潮归人不归”(刘长卿《和州送人归复郢》),滚滚东去的暮潮只好把诗人的乡思带回去了。结尾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读者读罢诗,仿佛也体味到了诗人那刻骨的乡愁和凄苦的心情。
修道的人一般讲求修心养性,与世无争。也讲因果循环,众生平等。这首作品里也有这样的观点出现。可能这正是作者隐居前最后对红尘的回顾,里面还有看破尘世的意思。
像许多隐士一样,诗人也曾远足游历,因此寻到了心中理想的隐居地点,这可能是武当山,又可能是华山。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华山上也有道观。深山历来为修道者的所爱,因为山中就连四时也不于山外的相同,有安静的环境,又有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如山泉、野蘑菇、山野菜、古刹遗迹也是山林里保存的最好。因此诗里最后也表示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山林,隐居起来的。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印记。
说他看破红尘,其实在第一句里“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中就点明了。后面的两句可以说是对这一句的补充说明,最后则是对立志归隐修道的表白。红尘游遍,唯有青山是最向往的,说明对诗人来说俗事已经是如过眼云烟般了,诗人通过十年的磨砺,终究决定归隐修道,这除了消沉,还有一种独特的清醒。这从后面对选择归隐的解释“紫绶纵荣怎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中可以领会到。说诗人隐居有时代因素,也是因为这两句中还有对世事的一些批评。最后表露出的对自然的欣赏和喜爱似乎说明了他并非不爱热闹,繁华的世间,只不过逃避的是不该有的战乱和人祸罢了。大自然的生机正是诗人向往的,他要远离的是腐败和颓废的环境。所以诗里就有“野花鸣鸟一般春”这样的句子。与其说诗人想弃世,不如说诗人是想洗刷自己的思想,用朴素的生活历练自己,以达到修道的本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