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
这首诗的创作特点是随心而发，直抒胸臆。面对好友，诗人郁积在心头的愤懑凄苦，倾泻无遗。
诗的首联不仅写出时间、地点，还暗含了自己的不满，用夜明珠自喻，说明自己的遭遇如同夜明珠，虽然璀璨夺目，但埋没在泥沙中不能熠熠发光。
第二联直接写眼前景物，视线由近及远，极为开阔。秋天的江水如同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景象：“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凄凉悲苦之情由景而生。
第三联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面对滔滔江水，诗人产生旅泊千里、栖遑百年的感觉，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是最好的概括。
最后一联，诗人难以自已，直接写出与好友即将离别，漫漫旅途，只有泪水相伴的悲凉和哀愁。诗中反映出沛王府放逐事件对王勃是致命一击，乐观向上、热情豪放的王勃渐渐远去，凄凉悲苫、忧郁彷徨的王勃开始出现。
此诗写景浩荡开阔，抒情真实自然，借景传情，景中见情。
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只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鴐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鴐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此诗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另一首诗《悲陈陶》里，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可见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只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唐军战败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而只好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