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赴宴者的口气写成，不仅描写了宴席的丰盛，也写出了贵族间彼此依附的关系，在表面热闹的气氛中，笼罩着一种悲观失望、及时行乐的情绪。这正是西周末年国家政治和奴隶主贵族走向衰亡的表现。
全诗三章，每章开端都写贵族们一个个戴着华贵的圆顶皮帽赴宴。一、二章中的“实维伊何”、“实维何期”，用了设问句，提人警醒，渲染了宴会前的盛况和气氛，而且表现了赴宴者精心打扮、兴高采烈的心情。第三章改用“实维在首”，写出贵族打扮起来后自我欣赏、顾影陶醉的情态。接下来，写宴会的丰盛：“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尔酒既旨，尔肴既时”、“尔酒既旨，尔肴既阜”，三章中只各变了一个字，反覆陈述美酒佳肴的醇香、丰盛。然后是赴宴者对同主人亲密关系的陈述，对主人的赞扬、奉承、讨好：来的都是兄弟、甥舅，根本没有外人；主人是松柏一样的高树大枝，而自已只是攀附其上的蔓生植物；没有见到主人时心里是如何的忧愁不安，见到主人后心里是如何的欢欣异常。有人说，第二章结末的“庶几有臧”还包含有希望得到厚赐之意，那么贵族们的庸俗厚颜更表露了出来。前文所谓“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其真实含义，很值得回味。第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后，不再是前两章内容的重复。他们由今日的欢聚，想到了日后的结局。他们觉得人生如霰似雪，不知何时就会消亡。在暂时的欢乐中，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黯淡低落的情绪。表现出一种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心态，充满悲观丧气的音调。从这首诗来看，由于社会的动乱，他们虽然饮酒作乐，但仍感到自己命运的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正表露出所谓末世之音。
有学者认为这首诗与《雅》诗中的某些揭露贵族腐朽和社会弊端的讽谕诗并不是一回事。所谓讽谕诗，乃是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贵族文人，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有意揭露，是感时抒愤之作。而这首诗却是一首沉湎于享乐生活的宴饮作乐之歌。所以，朱熹所谓“燕兄弟亲戚之诗”，是此诗作者之本义；而《诗序》的讽刺之说，则是读者所感受领悟到的诗义。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诗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确乎大于作诗者的主观思想。这首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一定的特点。如诗的开头，三章皆用问答句来表达。三章中间为了强调与主人关系的密切，采用了反问句式。从而使诗歌在表现上较为灵活，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诗中还用了女萝攀缘松柏、人生短暂如雪如霰等比喻，增加了形象性。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