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两句:“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对偶互文,说万里、千林,都在飞霜中枝零叶落,总写秋天大地;“寒艳不招春妒”,收缩到红叶,红叶是寒天中唯一的浓艳之色,它与春风、春花不同时,不可能为它们所妒。三句直从秋天写到红叶,似乎专在咏物;但秋风横扫万里,其实是亡国后江山、士林备受摧残的写照。红叶可以象征遗民,“春”又是在新朝的富贵场中得意的人物的象征,寄托又极分明。这三句,已正面把红叶说尽。下面又从侧面再作生发。“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断句,枫叶经秋变红,故用这一典故,接以“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独客”表面指崔,实际是自指;“又吟愁句”,流露主观感情,由咏物到写人。物、人交错、化合,目的是求若即若离,主客融成一气,不为咏物而咏物。这里是用这种手法,但脉络转接分明:“枫”承“寒艳”;“吴江”二字又引出“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两句。“归路”中停船于“流水孤村”之旁,正可挨村傍树;而在“斜阳”映照中远看似春花围绕的,又非红叶莫属。这是借描写停舟之景以烘托红叶。“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用唐代宫女红叶题诗故事以写眼前红叶,是熟典活用:不正面承说御沟流红,有关双方获得美满姻缘的事,而说“荒沟”内一片凄凉景象,红叶不载情去,却载愁去。不再是写宫女故事,而是自写当时情境;但典故的影子仍在,红叶的影子仍在。一经活用,就化熟为生,化板为活。“载情”句的“情”,是原故事中男女间之情,但句中“载愁”的“愁”,却是词人自己的国亡家破、飘零失路之愁。句中“载情”是宾,“载愁”是主。意谓若欲题于红叶,托荒沟流水载去的,亦只有无限深愁而已。“载情不去”,为“不载情去”的倒文。从主观方面说,是今已无“情”可供托载,表现出来却成为问沟水为何不与我载情去而载愁去,愈婉转,愈沉痛。
上片从红叶写到人,下片则从人写到红叶。“长安谁问倦旅”,以一疑问句领起写人。“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又用自己烘托红叶。上句用郑谷《乖慵》诗“愁颜酒借红”,藏“红”字;加上“羞见”、“飘零”,以增曲折哀叹之意,便切遗民身世。“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又承上句“飘零”一词的双关,转到写红叶,脉络亦分明;指出秋叶虽红,终不是花,终不会为只爱春花的常人所赏,不能载人《花谱》。“洛阳”、“新妆”,皆暗指牡丹:牡丹为洛阳名花;不入《花谱》,即是不挂新朝朝籍、不得富贵的隐喻。“谩倚”是对“新妆”的唾弃,即是勉励红叶不要去羡慕、效法春花,也即是隐喻遗民们不要去羡慕、效法新贵。红叶既不能追随春花,它受秋天“回风”的吹送,也只能在酒人的樽前“起舞”最为合适,因为酒人的“醉貌”可与红叶的颜色互相映照,酒人的身世也可能就同于红叶的遭际。“尽化作、断霞千缕”,写风中落叶众多,一经“起舞”,艳红的颜色就可化为千缕断霞,红叶的这一光彩,也即是遗民们的丹心碧血,他们哀思故国的返照回光,他们忍受风霜、保持坚贞气节的光辉节概。红霞成为“断霞”,可知无法回天,也即无力复国。那么,“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只好牢记江南听雨、夏木阴阴的季节,也即只好牢记南宋亡国前尚存半壁河山的偏安时期。着一“暗”字,则当时已入衰残之境,呼应“断”字,使结语呜咽缠绵。自“谩倚”以下,句句写红叶,又句句比遗民。
全词围绕红叶,扣紧题目,不避犯“正位”;但人、物关合,义兼比兴,写得不粘不脱,凄惋沉痛,感染力强。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白头吟》是汉乐府相和歌楚调曲旧题,古辞写一个女子向遗弃她的情人表示决绝。刘希夷这首诗则从女子写到老翁,咏叹青春易逝、富贵无常。构思独创,抒情宛转,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艺术性较高,在初唐即受推崇,历来传为名篇。
诗的前半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感慨;后半写白头老翁遭遇沦落,抒发世事变迁、富贵无常的感慨,以“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总结全篇意旨。在前后的过渡,以“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二句,点出红颜女子的未来不免是白头老翁的今日,白头老翁的往昔实即是红颜女子的今日。诗人把红颜女子和白头老翁的具体命运加以典型化,表现出这是一大群处于封建社会下层的男女老少的共同命运,因而提出应该同病相怜,具有“醒世”的作用。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诗的开头两句,描绘洛阳城东暮春景色。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十分繁华;繁华的都市盛开着艳丽的鲜花,满城春色,生气勃勃,令人心醉神往。然而时光易逝,此时的洛阳已是落花季节,桃李纷飞,不知飘向何处。这两句是诗的起兴。下文表达的对大好春光、妙龄红颜的憧憬和留恋,对桃李花落、青春易逝的感伤和惋惜,都是由此生发开来的。
“洛阳女儿惜颜色”以下十句,写年轻的洛阳女儿面对漫天飞舞的落花生出无限感慨。洛阳女儿所感伤的,实际上是由大自然的变化而联想到美的短暂和人的生命的有限。“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表现的是因为春光的流逝而感叹红颜易老、生命无常的心理。“松柏摧为薪”句,出自《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桑田变成海”,指陆地变成海洋,典出《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两句运用比喻,形象地表现世事变化很大。“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则揭示人生易逝、宇宙永恒的客观规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以优美、流畅、工整的对句集中地表现青春易老世事无常的感叹,富于诗的意境,且具有哲理性,历来广为传诵。
“寄言全盛红颜子”以下十句,概括叙述白头翁一生的经历。白头老翁曾是一个美貌少年,从前他也常和公子王孙一起,在树下花前歌舞游乐。“光禄池台文锦绣”两句,以历史上权臣贵戚的豪华奢侈,表现白头翁曾经历过的一段富贵生活。然而,一旦生病衰老,就无人理睬,三春行乐只好让给别人了。这一段通过描写白头翁从红颜到老病、从游乐到孤苦的生活,不仅表示了诗人对青春红颜、清歌妙舞的眷恋、向往,对垂老白头翁的怜悯、同情,同时进一步抒发了对美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的感慨,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哲理性。
结尾四句点明主旨,收束全诗。“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两句感叹美貌的少女转眼之间将化作白发的老妇,惋惜青春难驻。“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两句,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迅速消失了!往日繁华热闹的游乐场所,如今只有几只离群的鸟雀在清冷的暮蔼中发出几声凄苦的悲鸣。末句的最后一个“悲”字,是此诗的基调。
诗的前半首化自东汉宋子侯的乐府歌辞《董娇娆》,但经过刘希夷的再创作,更为概括典型。作为前半的结语,“年年岁岁”二句是精警的名句,它比喻精当,语言精粹,令人警省。“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颠倒重复,不仅排沓回荡,音韵优美,更在于强调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事实和听天由命的无奈情绪,真实动情。“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对比,耐人寻味。结合后半写白头老翁的遭遇,可以体会到,诗人不用“女子”和“春花”对比,而用泛指名词“人”和“花”对比,不仅是由于七言诗字数的限制,更由于要包括所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人,其中也包括了诗人自己。也许,因此产生了不少关于这诗的附会传说。如《大唐新语》《本事诗》所云:诗人自己也觉得这两句诗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即所谓“诗谶”,一年后,诗人果然被害,应了所谓“诗谶”的说法。这类无稽之谈的产生与流传,既反映人们爱惜诗人的才华,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这诗情调也过于伤感了。
此诗融会汉魏歌行、南朝近体及梁、陈宫体的艺术经验,而自成一种清丽婉转的风格。它还汲取乐府诗的叙事间发议论、古诗的以叙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织运用各种对比,发挥对偶、用典的长处,是这诗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刘希夷生前似未成名,而在死后,孙季良编选《正声集》,“以刘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大唐新语》)。可见他一生遭遇压抑,是他产生消极感伤情绪的思想根源。这诗浓厚的感伤情绪,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缚戕害人才的事实。
这首词是陆游代谭德称而作,所写对象似是谭氏的心爱之人。词中塑造了一位娇羞怕人、爱心深藏而情感却炽烈如火的女性形象。
上片起首二句写谭氏心爱之人不乐逢迎。因为懒于送往迎来,所以她怕唱歌,愁跳舞,故意病春酒而迟迟不去梳洗打扮。这表明谭氏的恋人是一位文静自洁、不乐往来应酬的女性。“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写谭氏恋人的爱心深藏。“向人”,就是爱人,此指爱谭德称。“向人深处”,写的是内心深处爱人,而表面不动声色。这表明恋人的性格内向,深藏不露,莫说她是一个缺乏情感的人。
下片起首三句“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写谭氏关心恋人近况。谭氏关心恋人近况,因而想象她双泪啼红,秘密写信,倾诉衷肠。“剪绿深盟”,“剪绿”即剪绿裁红,当时用以形容男女之间所说的情话;“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形容恋人向谭氏说了很多柔情蜜意的话语,山盟海誓,以表达坚贞的爱情。至此恋人深藏的爱心终于有了一个充分表露的机会。煞尾二句“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联想往昔恋人娇羞畏人的情形。在认识到心爱之人乃一位爱心深藏不露却又炽烈如火的女性之后,谭氏不由得回忆起以前俩人相处时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在杏花馆内,俩人在深深的花阴之中,无人可见,但是她却还恨那花阴浅不避人;两人同宿画堂,本来是普通的银烛,而她却羞于见光,嫌烛光太明。谭氏联想至此,对于恋人那娇羞畏人的性格,认识得就更加深刻明确了。
这实际上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词,词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笔触婉曲深细,内涵丰赡而语极简炼,是陆游爱情词中的佳作之一。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