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二句赞美裴迪咏早梅诗:你在蜀州东亭看到梅花凌冬盛开,诗兴勃发,写出了如此动人的诗篇,倒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咏梅那般高雅。何逊是杜甫所服膺的南朝梁代的诗人,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有“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的诗句,这里把裴迪与何逊相比,是表示对裴迪和他来诗的推崇。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二句上承“动诗兴”,说在这样的时候,单是看到飞雪就会想起故人,思念不已,何况你去东亭送客,更何况又遭遇到那恼人的梅花,要你不想起我,不思念我,那怎么可能?这样遥领故人对自己的相忆,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深谢忱和心心相印的情谊。“此时”,即肃宗上元元年末、二年初,正是安史叛军气焰嚣张、大唐帝国万方多难之际,裴杜二人又都来蜀中万里作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忆之情,弥足珍重。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早梅开花在岁末春前,它能使人感到岁月无情,老之易至,又能催人加倍思乡,渴望与亲人团聚。大概裴诗有叹惜不能折梅相赠之意吧,诗人说:幸而你未折梅寄来勾起我岁暮的伤感,要不然,我面对折梅一定会乡愁撩乱、感慨万千的。诗人庆幸未蒙以梅相寄,恳切地告诉友人,不要以此而感到不安和抱歉。在我草堂门前的浣花溪上,也有一株梅树呢。“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这两句是说:这一树梅花啊,如今也在渐渐地开放,好像朝朝暮暮催人老去,催得我早已白发满头了。倘蒙您再把那里的梅花寄来,让它们一起来折磨我,我可怎么承受得了!催人白头的不是梅,而是愁老去之愁,失意之愁,思乡之愁,忆友之愁,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忧国忧民、伤时感世之愁,千愁百感,攒聚一身,此头安得不白?与梅花梅树又有什么相干!可怜这“江边一树”,也实在晦气,自家无端挨骂不算,还牵连得百里之外的东亭梅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
此诗通篇都以早梅伤愁立意,前两联就着“忆”字感谢故人对自己的思念,后两联围绕“愁”字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构思重点在于抒情,不在咏物,但历来被推为咏梅诗的上品,明代王世贞更有“古今咏梅第一”的说法(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原来,诗歌大抵以写情为第一要义,咏物诗也须物中见情,而且越真挚越深切越好,王世贞立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一个“情”字。这首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清人黄生语),在杜诗七律中,别具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