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胡欲逃儒，结入杨墨案。
时文窘枘凿，俗好厌冰炭。
起寻出头路，去觅行脚饭。
左携仙君茅，右挟佛祖粲。
随身绝长物，到处得奇观。
江山枯槁写，风月老笔判。
识透心转空，养足骨自换。
长生不可独，分寄石髓半。
君胡欲逃儒，结入杨墨案。
时文窘枘凿，俗好厌冰炭。
起寻出头路，去觅行脚饭。
左携仙君茅，右挟佛祖粲。
随身绝长物，到处得奇观。
江山枯槁写，风月老笔判。
识透心转空，养足骨自换。
长生不可独，分寄石髓半。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上片写游春行踪，即景生情。开头三句写室内景起兴。 “画堂’、“银蒜”、“珠幕”，表明为富贵人家的富丽堂皇的内部环境，住上好是好，就是叫人发腻，自然联想到游春。接着三句写第一个景象：雨后天晴正养花。雨洗碧罗天，溶溶养花天，好一个“天”的世界。第七、八、九句写第二个景象：风回芳草皱银塘。暖风回芳草，暖风皱银塘，好就好在“风”之力。第十、十一、十二句写第三个景象：杏靥匀酥花吐绣。百花满园林，红绿大排列。杏好花好春更好。第十三句写第一个物象：乳燕捎蝶过繁枝。一“捎”一“过”，十分灵巧可爱。第十四句写第二个物象：一线炉香逐游丝。一“线”一“逐”，异常生动有趣。最后三句写第三个物象：斜阳景含人情味。一“立”一“来”，自然形象逼真。东坡俨然以摄影师蒙太奇手法，将三景象、三物象剪辑、组合、叠印成一幅“明媚春光”长卷，让人爽心悦目，向上一路。
下片写游春娱乐，借题发论。开头二句写男欢女乐：携佳丽，人芳菲，幽情默默。第三、四句写弹拨胡琴：轻拢慢燃伶俐，琴韵悠扬。第五、六、七句写起舞《霓裳》：约罗裙，趣檀板，舞姿惊雁。第八、九、十句写动人歌声：颦眉醉霞横脸，歌声嘹亮。第十一、十二、十三句写乐兴高涨：落花飞，玉蟾低，意欲再娱。最后七句针对上片下片游春观景物，与娱乐，借题发论。悠悠往事，时光易逝；浮幻人生，如人道境；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东坡俨然以戏剧家导演手法，将一个“入芳菲”境、三个歌舞场面和一个未尽意情景排列在一起，成为多幕性戏剧一幕幕推向观众，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全词以铺叙的手法写了情景，先景后情；写了时间，先昼后晚；写了歌舞，交错呈现。有头有尾，结构完整。由昼永——斜阳——晚来。玉蟾低，突出地写了度过一个漫长而无忧虑、极其痛快的美好时光，渲染了青春易逝、及时行乐的消沉感。这是与东坡此时此地外任处境和心境分不开的。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