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首诗写画马之生动传神，叹今无识马的王良、伯乐，而良马被埋没，实自叹不遇，尽显讽刺之意。
诗的前半部分写画上之马英姿飒爽，双目有神，骨相天然；后半部分回顾太仆驯养此马，抚图兴叹，伤知马者难逢，而自叹不遇。全诗摹写传神，借画抒怀，尽显讽刺之意。
此诗开头直接描绘了马的出众之处，“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但是笔锋一转写道“年多物化空形影，吗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已不如当年，空有矫健的步伐却没有可以驰骋的场地。这句话作者同样是在说自己，感慨自己空有满腹的オ气去无人赏识。
“千里马”如何，“汗血宝马”又如何，“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作者借马来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也是为天下所有怀才不遇之士感叹。
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