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