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类似求爱诗，是晚唐著名花冠鱼玄机的作品之一。此诗文笔优美，韵调和谐，就其风格而说，可以说是十分大胆，这表现在对爱情坦然歌咏，毫不掩饰上。在这首诗中，作者表现出大胆的追求和深沉的爱慕，而且写出了夏日里的清闲。
“无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处弄船归？”“无限”，爱屋及乌，喜欢一个人时，会喜欢关于他的很多，甚至一切。鱼玄机应该不知道李端公的垂钓处有荷花，即使有，也不一定会“染衣”。一个“染”字，可谓道尽无数风光。在夏天的午后，他静坐在荷塘旁边的碧绿色的大树下面钓着鱼，看起来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中。清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的衣裳，轻巧的夏衣轻轻飘动之，给人以飘逸的感觉。这是诗人的想像，而且不是一般的想像。阵阵荷花的香味，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熏香了他的衣服，平复了夏日的烦躁。“荷香”，绝非一点香，是无限。其实诗人要表达的就是对李端公的喜欢是无限的。画面静中带动，情趣怏然，似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垂钓者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沉思，真可谓是道不尽的风流。这首诗作为夏钓的代表之一，决不为过。阮郎，是情郎的代称。这两个字，透出了诗人的绵绵情意。主动称对方为郎，恐怕不经过对方默许，一般不敢叫出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喜欢一个人，自然也会关心他的一举一动，一位朝廷官员，想去钓鱼，不可能犯愁回不来，找条船也不会很困难。诗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状态，这就是爱，就是关心。
“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只有关心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展现一个恋爱中人的全部，还要充满激情的想像，再浪漫也不为过。在垂钓人的旁边，会有鸳鸯游伴，现实中可能没有，但诗人愿意让他有，这是诗人徜徉在爱之河中的缘故。这一句诗人还嫌味道不足，又把自己放进来，看着旁边幸福的鸳鸯，诗人竟让自己也像鸳鸯一样，陪在李端公身旁垂钓，要作个竞赛，欲与鸳鸯试比双：看到底是鸳鸯幸福，还是自己幸福。诗人的大胆表白的确可爱。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词开篇写景，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青翠美丽，可是那远离故乡的人，深沉的愁恨总洗不去。物我对照，更反衬出乡思之深。以下接着写北固山一带碧水环山的秀丽景色。弧形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像是美人的发髻。上片主要写景，在作者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清丽的春景，眼前的图画般的美景，却钩起了作者无尽的乡愁，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物我对照乐景衬哀愁的写法，山水虽美，但终不是自己的故乡。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侧重写自己的思乡的心情。作者落笔对面，先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乡，而是写收到乡书一封， “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从这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词人的 家人急盼远方的游子归家的殷切心情，以虚写实，更可见作者难耐思乡之情。家人盼归，可是作者回乡的日程还是遥遥无期，面对无可奈何的局面，作者只能是借酒浇愁面对东风抛洒热泪了，所以结句说“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行行泪涕。
最后这两句不回答乡书中的问题，而是以春光易逝借酒浇愁作结，但是有家难归之意已溢于言表。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充分抒发了他那种难以言状的思乡之情。
这首词为弃妇代言。上片通过今昔、人我对比，表达了往事不堪回首之痛；下片专就眼前境遇来写，进一步表达如今日暮飘零、托书无人的凄惶悲凉之感。全词语言浅近通俗，格调哀婉凄楚，体现了词人对弃妇不幸遭际的深深同情。
此词主要写女主人公往事不堪回首，而今日暮飘零、托书无人、悲凉凄惶的处境；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了词人对所代言的弃妇不幸的生活遭遇的深切同情。
开篇“盈盈”一句，写出了弃妇我见犹怜的伤心情状。这里运用白描，说明弃妇失去美好的生活，含泪悲啼。“往日”一句，谓昔时美好的生活不再，说明了她“盈盈泪眼”的缘由。“秋月”两句，表明她年迈色衰，难与他人相比美。这是她离开青楼的原因，也可能正是她“恨”之所在。“水村”两句用比喻手法，形象地说明弃妇如今飘泊无定的生活。最后“锦字”两句谓寄书无人，难以通讯。这两句被后人评为“风致妍媚”，此词也因此被认为妍媚词。
全词上片写女子失去了往日的幸福生活，当前处境与过去反差很大，难以与普通姐盈相比。下片写她如今生活清苦，孤身漂泊不定，撰写书信，也无法投递。其人处境难耐，情景悲凉凄惶。小词写得浅近通俗，格调哀婉凄楚，体现了稼轩词婉约的一面。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梁四处寻找美梁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梁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梁赠给我钱币，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梁所赠及诗梁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梁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梁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梁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梁的阻挡，诗梁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梁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梁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梁常来攻略，掳掠梁马，诗梁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梁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梁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梁，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梁比理想中的贤梁，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梁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梁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梁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梁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梁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梁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梁思慕的美梁，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梁，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梁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梁言之益深，亦令梁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梁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梁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梁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梁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梁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梁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梁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梁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梁动容，其句式也极引梁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