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灭吴》记述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争战的著名历史事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被击败后,以各种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却听信了被越国贿赂的太宰嚭的谗言,准许了越国的求和,使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吴国因此而亡。
文章一落笔直写勾践。勾践失败后,正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这时的他,是一位失败后痛定思痛、盼望雪耻复国的君主。全文分三部分,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展开描写。首先写勾践同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其次,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最后,写勾践出征灭吴,一举获胜。作者虽从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咏雪》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