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二句写出对故国山川风物的深深眷念，后二句对身为降王客居燕地不得返回故乡的悲剧命运，寄无限哀感。
诗意很简单，他不敢明说怀念临安，因为临安是宋朝的故都，一怀念就可能被杀，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因为写下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首《虞美人》词而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作者自己今天的境遇，和三百年前的李煜完全相似，他必不敢怀念临安。于是，他想到了西湖孤山的梅花，想到二百年前栽种梅花的林和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十字，可以解为：两者都是无意识的“痴语”，牵扯不到“故国之思”上去，而淡淡的哀愁却从这“痴语”中流露出来。
接着，他写了“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十字，似乎想表明自己是燕昭王黄金台下之“客”，受到元廷厚礼相待，不打算回临安去了。事实上已经命定永远不可能回去了。他不敢像李煜那样，说什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因为这样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赵㬎不会不懂得这一点。但“应是不归来”的“应是”二字，仍然包含了“无可奈何”的感情。平淡如白水的二十个字中隐含着无限悲戚，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宋朝的皇帝大都能诗，最受人称赞的是宋太祖的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有一种恢弘浩大的帝王气象。赵㬎这首诗则以凄凉深沉感人，代表了没落的歌。时代造就诗人，诗风反映时代，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此诗第一句点出临安城青山重重叠叠、楼台鳞次栉比的特征，第二句用反问语气点出西湖边轻歌曼舞无休无止。后两句以讽刺的语言写出当政者纵情声色，并通过“杭州”与“汴州”的对照，不露声色地揭露了“游人们”的腐朽本质，也由此表现出作者对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全诗构思巧妙，措词精当，冷言冷语的讽刺，偏从热闹的场面写起；愤慨已极，却不作谩骂之语：确实是讽喻诗中的杰作。
诗的头句“山外青山楼外楼” ，诗人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这样首先描写了祖国大好山河，起伏连绵的青山，楼阁接着一个，这是多么美好的自然。从诗歌创作来说，诗人描写山河的美好，表现出的是一种乐景。接着写到：“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面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触景伤情。这样美好的大好山河，却被金人占有。诗句中一个“休”字，不但暗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心痛，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诗人对当政者一味“休”战言和、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愤慨之情。在诗人的心中，“西湖歌舞”正是消磨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他此时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歌舞快“休”了。这里，诗人运用反问手法，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对这些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之情，也更加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产生的忧伤之感。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在这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主要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这句紧承上“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来。诗人面对这不停的歌舞，看着这些“游人们”陶醉其中，不由得表现出自己的感慨之情。其中，“暖风”一语双关，在诗歌中，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在诗人看来，正是这股“暖风”把“游人”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其中的“熏”、“醉”两字用得很精妙。首先，一个“熏”字，暗示了那些歌舞场面的庞大与热闹，为“游人们”营造了靡靡之音的氛围。接着一个“醉”字，承接上一个“熏”字，把那些纵情声色的“游人们”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一个“醉”字，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游人们”在这美好的“西湖”环境中的丑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为了进一步表现出“游人醉”，在结尾中写道：“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朝原来建都于汴梁，时已为金侵占。就是说，纸醉金迷中，这些“游人”们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这里，诗人不用“西湖”而用“杭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西湖”虽在杭州，但说到“西湖”，美景之地，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而且也仅仅是杭州的一个景点。而诗人用“杭州”，就很好地与宋都“汴州”（“汴州”已经被金人占有）对照。在对照中，不但引出“汴州”这一特殊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名称，而且更有助于抒发诗人的情感——揭露那些“游人们”无视国家前途与命运，沉醉在醉生梦死、不顾国计民生的卑劣行为，同时，也表达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及其对统治者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的愤怒之情。
北宋的灭亡，原因当然很多，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必居其一；南宋的偏安，原因也很多，但朝野酣嬉，醉生梦死，也必居其一；林升这首见于《西湖游览志余》的诗，所写正是当时公然的，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毫不注意的社会现象，给他一写，便觉触目惊心，令人难以为情，所以是成功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