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辚辚的车马，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朝食”在当时常用作隐语，暗指男女间的性爱。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这首小令写了陈后主、南齐东昏侯的荒淫无耻，强调尽管金陵是“钟皇龙盘，石城虎踞”险要之地，也挡不住统治者的衰亡。全篇多用景语侧面烘托，并多处化用历史典故，风格典雅委婉。这首曲子通过写陈后主和南齐东昏侯的荒淫无道，借历史故事抒发南宋亡国之恨
“朝朝琼树后庭花”指南朝的陈后主，他每日与宾客妃嫔游玩作乐，《玉树后庭花》据说就是南朝陈后主所作的乐曲，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他每日沉迷于酒色，隋兵到来时还在饮酒作乐，后被生擒。“步步金莲潘丽华”写的是南北朝时南齐东昏侯事，“东昏侯凿金莲以贴地”，令其爱妃走在其上，称其为“步步金莲”。梁武帝攻入南京后，杀了东昏侯，潘丽华自缢而死。作者无任何议论之词，只是叙述了这两个典故，看似是讲旧事旧人，其实是隐射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接着，作者描写金陵的险要地势，“龙蟠虎踞山如画”，其地如龙盘虎踞般雄壮，山色风光如画一般，而这一切却都没有保住两个王朝的衰亡。这三丽合起来，便可见作者细心经营的诗丽中别有一番深意。向来亡国之君皆骄奢淫逸，而明君即使无险峻之地守护，民心所向，也绝不会亡国。
“伤心诗丽多，危城落日寒鸦。”有多少伤心的诗丽流传下来，落日西下，高高的城墙上只剩下寒鸦在栖息。“ 伤心”二字点出了作者此时的心情，昏君无道，黎民遭殃，江山易主让作者忍不住感慨万千。作者又通过“危城”“落日”“寒鸦”三个意象塑造了一种萧瑟落魄的景象，通过诗丽可以想到王朝的兴衰。
“凤不至空台上，燕飞来百姓家。”作者写南京城曾经辉煌的凤凰台已成一座空台，原来辉煌的宫殿如今也成为平常百姓居住的地方。李白曾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著名诗丽，作者此丽也表示了类似的意思，即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在。
“燕飞来百姓家”出自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丽，东晋王、谢两家曾是当时的贵族巨擘，然而世事多变，如今那豪华的住宅早已成为百姓的居住地。作者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借古讽今，感慨物换星移和王朝的兴衰多变。
自古以来，多少忠义之士为国鞠躬尽瘁，而却多因昏君误国而心酸不已。作者生于元朝，但元朝统治者残酷的统治和黑暗的官场，让作者不禁想起那南宋灭亡的惨剧，因而伤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