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这首词写南方渔翁的自在生涯。
开头三句写尽渔翁或出没于风雨之中，或回棹在碧湾之处的劳动情景；后三句写他自足自乐的旷达生活。也可以说词人身临其境，也陶醉融化在这个环境里了。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做人要讲究诚信，不能因为自己的快乐或事情就违背承诺。
开口相约，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要信守约定、践行约定，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够做到的。守约是诚信的要求和表现，魏文侯信守约定，冒雨期猎，体现了他的诚信。君王的诚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魏国能成为当时的强国，与魏文侯的诚信有关。
此诗写观看祈雨的感慨。通过大旱之日两种不同生活场面、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水浒传》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著名的民歌与此诗在主题、手法上都十分接近，但二者也有所不同。民歌的语言明快泼辣，对比的方式较为直截了当；而此诗语言含蓄曲折，对比的手法比较委婉。
首句先写旱情，这是祈雨的原因。《水浒》民歌写的是夏旱，所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此诗则紧紧抓住春旱特点。“桑条无叶”是写春旱毁了养蚕业，“土生烟”则写出春旱对农业的严重影响。因为庄稼枯死，便只能见“土”；树上无叶，只能见“条”。所以，这描写旱象的首句可谓形象、真切。“水庙”即龙王庙，是古时祈雨的场所。白居易就曾描写过求龙神降福的场面：“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黑潭龙》）所谓“赛”，即迎龙娱神的仪式，此诗第二句所写“箫管迎龙”正是这种赛神场面。在箫管鸣奏声中，人们表演各种娱神的节目，看去煞是热闹。但是，祈雨群众只是强颜欢笑，内心是焦急的。这里虽不明说“农夫心内如汤煮”，而意思已全有了。相对于民歌的明快，此诗表现出含蓄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忽然撇开，写另一种场面，似乎离题，然而与题目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前两句是正写“观祈雨”的题面，则后两句可以说是观祈雨的感想。前后两种场面，形成一组对照。水庙前是无数小百姓，箫管追随，恭迎龙神；而少数“几处”豪家，同时也在品味管弦，欣赏歌舞。一方是惟恐不雨；一方却“犹恐春阴”。惟恐不雨者，是因生死攸关的生计问题；“犹恐春阴”者，则仅仅是怕丝竹受潮，声音哑咽而已。这样，一方是深重的殷忧与不幸，另一方却是荒嬉与闲愁。这样的对比，潜台词可以说是：世道竟然如此不平啊。这一点作者虽已说明却未说尽，仍给读者以广阔联想的空间。此诗对比手法不像“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那样一目了然。因而它的讽刺更为曲折委婉，也更耐人寻味。